史成汉②

　　即
　　1923年生，人。中共党员。1943年考入外语系学专业，1946年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政府逮捕，判刑二年，1949年后历任研究部学术秘书，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1995年因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著有诗集《彩色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温泉》、《爱与歌》、《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十余本，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等七本，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近几年、汇编出版了牛汉的诗选集。《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我和华南虎（牛汉）
　　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
　　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作品欣赏
　　鹰的诞生
　　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
　　华南虎
　　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汗血马
　　跑过一千里戈壁才有河流
　　跑过一千里荒漠才有草原
　　无风的七月八月天
　　戈壁是火的领地
　　只有飞奔
　　四脚腾空的飞奔
　　胸前才感觉有风
　　才能穿过几百里闷热的浮尘
　　汗水全被焦渴的尘砂舐光
　　汗水结晶成马的白色的斑纹
　　汗水流尽了
　　胆汁流尽了
　　向空旷冲刺的目光
　　宽阔的抽搐的胸肌
　　沉默地向自己生命的
　　从肩脚和臀股
　　沁出一粒一粒的血球
　　世界上
　　只有汗血马
　　血管与汗腺相通
　　肩脚上并没有翅翼
　　四蹄也不会生风
　　汗血马不知道人间美妙的神话
　　它只向前飞奔
　　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
　　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坂
　　和凝冻的云天
　　生命不停地自燃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
　　汗血马
　　扑倒在生命的顶点
　　焚化成了一朵
　　雪白的花
　　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
　　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选自《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解读牛汉的诗
　　余　玮
　　“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牛汉
　　“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见证“苦难”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博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抒写一行诗。”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
　　幸福不是享受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
　　生命的动力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今天。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还显示着凛然巍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朝向人类诗歌圣境苦苦跋涉的平凡的老人而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动荡严酷的生涯之中，曾渴望为理想世界的创建，全身心地将自己燃烧干净:血浆、泪水、筋骨，还有不甘寂灭的灵魂，都无怨无悔地为之奉献。或许就是由于这点执着而且痴情的精神，才得到读者的理解和信任；也可以说正因为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不灭的信念息息相关，才熔铸成我的真实的人和诗的气质。”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最近《诗选刊》搜狐网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得到读者的认可，我很欣慰。”
　　“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牛汉说:“我一生写过多少首诗，从未计算过，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诗绝大部分是沉重的，这的确是我的终生遗憾。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写一些甜蜜的柔和的诗篇，我苦苦地写诗也正是为了能尝到一滴从未尝到的蜜。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没有写过一首苦味的诗的诗人几乎没有。如果有谁自命为诗人，却从未写过一首苦味的诗，我绝对不信任这个诗人的品质，我更不会欣赏他或她的诗。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咂出一点未来的甜蜜。”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
　　石缘
　　牛汉的书房不大，但整面墙是书架。书，横的、竖的，密密匝匝，大部分是诗集和文学作品。记者注意在案头和书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形态到色泽全是些未经洗磨打光的天然石，通体裸露着不驯的野性。牛汉与这些石头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谊。
　　诗人指着一个用精致的木盘托着的大石头谈开了——那是牛汉在湖北古云梦泽服劳役时，有一次在炎炎的阳光下翻土，面前突然出现一块鹅黄色的石头，他弯下腰身，捧起了它，它比一般石头重得多，牛汉用裸身的热汗擦净了它，它像被唤醒睁开眼睛似地闪射出凝重而深情的光芒。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把它接过手，掂了又掂，摩挲了又摩挲，还用舌尖舐舐，对牛汉说:“你找到块宝贝，多半是田黄，不过打磨起来极难。它在地下至少埋没了几万年了。”这位古典文学专家又说:“可以断成石料，打磨成最名贵的图章石。”牛汉心想:为什么要伤害它，把它肢解为图章？不能，决不能！应当保存它完美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经神圣的土地孕育而成的诗的意象。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偌大的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全是褚色的胶泥，为什么只发现这一块石头，它怎么能经受了几万年的深埋而没有化为泥土？”牛汉带回宿舍后，藏在枕边，夜里常常摩挲它，搁在额头，沁凉沁凉的，仿佛有一股清莹的泉水浸润着他燥热的肌体。“我曾试图写一首诗，但没有写成。只记得想写它3个高洁的品性:第一，它坚硬，经得住埋没，抗得住腐化；第二，它沉默，耐得住寂寞；第三，它心中聚着不灭的火，遇到打击，能灿然迸发出来。这块石头(就是托在木盘里的)给了我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从此学会了石头的沉默，发现沉默是最坚固的语言，沉默是最深远的境界，如卡夫卡所说，一个人或许能逃得过歌声(还有诅咒)，但绝逃不出捕捉不到的沉默，沉默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魁伟的身材，炯炯放亮的眼神，声如洪钟，稳健昂首的步伐，要不是一头华发，硬朗得你根本无法与他80多岁的年龄相并联系——举止言谈精气神十足。采访的那天，没想到恰好是牛汉83岁的生日，中国作协和诗刊社的领导先后向他祝贺生日。“我腰板很直！不，我的脊梁很直。”牛汉的话幽默而有诗的味道。现在，每每有人称羡他身体健康时，他总说多亏了那20多年的劳动改造。一切的不幸被一句轻松的幽默带过，无数的磨难已化作斑斓的人生。
　　牛汉的夫人吴平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爷爷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是后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吴平曾在河南洛阳一带和牛汉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吴平在晚年因为骨折而多年卧床不起，全凭牛汉一人照料。“现在，老伴走了，我已成了孤家寡人，也无家务琐事缠身，又可一心一意专事写作了。”
　　“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闲人一个，粗茶淡饭，饭后无事看看书，看看电视，出去散散步，有时候跟年轻人谈谈心。现在我的人生到达了这样一个开阔、自在的境界，可以谈自己的心里话、真话，把心中的疙瘩、块垒吐出来，本身是一种舒畅的感觉，你说是幸福也可以。”牛汉这位山西汉子真有些口直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