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字幼和，浙江瑞安人。1926年考取国学研究院，师从先生，治和。1929年毕业，任广州副教授。1931年，任省立杭高教员。1933年离开，至进修，并于次年加入北京考古学社。1934年，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36年夏，受聘，为副教授。1937年回到浙江，任台州中学教员。1945年任英士大学副教授。1951年，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入历史系。1955年，担任是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会理事。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5月30日病逝于上海。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代表作有《墙盘铭文通释》、《金文大字典》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近年来为本校创办人孙诒让遗著《名原》校补缺误六百六十六字，为《古籀余论》校补缺误千余字，又为《籀述林》校补几百处。在金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所主编的《金文大字典》为我国当代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一九八五年八月王国维墓树碑，戴家祥撰碑记。戴家祥先生主要学术著述
1．评容庚《金文编》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5月29日2．释千 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丛论》第1卷第4期1928年
3．释百 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丛论》第1卷第4期1928年
4．释甫 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丛论》第1卷第4期1928年
5．释皂 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丛论》第1卷第4期1928年
6．《商周字例》自序 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1929年
7．＊（上白下贝）字说 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丛论》第2卷第1期1929年
8．虔字说 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10卷111期1929年
9．＊（上四下矢）字说 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11卷125期1930年
10． 评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2月2日
11． 评黄文弼《高昌陶集》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2月17日
12． 评徐贞协《殷契通释》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3月31日
13． 评陈晋《龟甲文字概论》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4月7日
14． 评朱芳圃《孙诒让年谱》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6月30日
15． 评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 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8月4日
16． 评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2期1935年1月
17． 评刘节《楚器图释》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3期1935年4月
18． 评马元材《桑弘羊年谱》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4期1935年7月
19． 单相病者的前途 四川大学《前进》创刊号 1936年8月
20． 兮伯吉父盘铭考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21． 甲骨文的发展及其学术意义 《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
22． 墙盘铭文通释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23． 校点孙诒让遗著《名原》 齐鲁书社1986年5月出版
24． 校点孙诒让遗著《古籀余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25． 金文大字典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叔皮父簋铭考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戴家祥自传
（一）1906（清光绪32 年丙午）四月十一日 (阳历)养于浙江省永嘉县上田乡（今梧埏公社南一大队）戴家, 汉族。
祖父伯陶娶本县茶山乡诸氏（瑞安经学大师孙治让的大姨）,夫妇都死得很早, 有一子两女。子名佩和,元配亦娶诸氏（为其母的同族侄女）,婚后即亡。继配瑞安县海安所（今场桥公社）竺氏, 生一女仅两岁,丈夫病故。佩和在其高祖的世系中为嫡长子, 兄弟一辈尚未出世，更谈不上传宗接代的子侄。因此, 诸、竺两个外家商量定策,教他的遗孀伪装怀孕。
这时瑞安县鲍田乡有个周姓贫农,长年在海涂中捕捉虾蟹为生,患胃病不治身故,遗下一子“崇水”,年仅六岁, 遗孀怀孕几个月只好带着崇水沿街乞讨。产后十几天, 拿到三十五元的代价，把我出卖,由竺姓外家设法带进上田,冒充戴佩和的遗腹子。因我生父名庆桃, 所以乳名余庆, 在上田戴氏宗谱中属“瑞”字辈,谱名瑞暄,但在鲍田周姓, 却属“崇”字辈, 谱名崇郎,“出继上田戴氏”。这两个谱名虽然一直保留在各自的宗谱上, 但是一直没有对外用过。
生母把我卖出去后, 改嫁场桥(今场桥公社) 李殿庚, 生子女各一。十多年后, 殿庚贩卖私盐到永嘉,在路上患急性传染病死去。一家靠“崇水”从事“非法”买卖, 即所谓盐枭子过活。有时还借卖盐之便,绕道上田, 偷偷地看一眼被卖出去的胞弟长得怎样？但是机会是不多的。
事隔不久,破绽终于流露出来,原因出在养母竺采芹自己。她对待生女戴燕姑和养子我，态度过于悬殊,这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中,已给人一目了然。燕姑又借故向妈妈告伪状, 我被妈妈打得鼻青脸肿是常见的。妈妈还在打骂声中每每话中有话,这就等于告诉人家,余庆非我儿也。
这时, 担任上田初级小学的校长戴桂芬（京生）绰号“狂生”，是共高祖世系的二房大阿公, 敢于欺侮寡妇孤儿。借修订宗谱为名,想把我排除出戴氏宗支之外,一次又一次地勒索去巨款,还不满足,终于告到公堂上去。他的官司虽然被驳回了,但在乡里间造成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可能和其他适龄的学童一样,有资格进入初级小学,只好请老师在家里关起门来教读。第一个老师名诸庆森,是个不学无术的鸦片烟嗜好者,把我取名戴家 祥。第二个老师姓俞,对我也没有好感, 名字我已忘了。第三个老师姓吴,名濬,字虞士, 真正穷到没有立锥之地。年过半百，一家四口,住在瑞安司前卫城河的木桥上,搭建起一间不到八、九平方的小屋子里――土名“桥棚屋”。以好学闻名,为当地士绅项苕甫先生所推重。他自己只有两个女儿,对于我显得格外喜欢。用“和气致祥”的含义, 结合谱名瑞暄, 同时照顾到继父佩和的身份关系, 字曰“幼和”。
吴老师从科举废后,便学会了英语、算术等新知识,又擅长国画, 山水、花鸟、人物样样都会。由于他一度把我从严重的赤痢病中抢救脱险, 近邻十里左右的农民,才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郎中, 求医处方的人, 一天多似一天, 但他从不收受人们的分文谢礼。
1913－1915两年内, 我读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学会了笔算、珠算, 同时还背诵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孝经》、《诗经》、《左传》, 能写 一百字以内的短文章, 对国画的基本功, 也略有所知。
民国四年乙卯（ 1915 ）养母病故, 曾祖父的侄儿 （殿鳌的儿子）伯镛叔公管了我的家, 不到两年, 叔公也短命死了, 年仅三十九岁。
（二）
养母死后, 家产遭受亲戚房族和男女佣人们虫蛀鼠窃, 渐渐走向破落。但是精神上的压力却有所减轻, 叔公死后, 获得更多的自由。1919年，敢于走出家门，参加五四运动的行列 ,散发字画宣传品。吴老师也意识到青年的将来,应该从学校里取得资格,要我的外祖（竺旦）允许我走出私垫,那些邻里读书的人, 特别是我家后岸的王起（季思）一再怂恿我以同等学历去投考中学。1920年秋季,以英语成绩优异, 被教会学校温州艺文中学（校长英国人蔡博敏）录取第一名,后来又被瑞安县立中学录取，只是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列在备取第四名。
瑞安是吴老师的家乡。县立中学的创办人,是姨公孙诒让(仲容)和项苕甫先生。姨公虽已去世,他的二媳妇、孙次镠的夫人,又是我这时的姊夫诸叔琳的二姊。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 遂和诸叔琳、王起一伴借住虞池孙家, 成为瑞安县中的走读生。同时有机会获得次镠先生的爱顾, 允许走进他家藏书的“玉海楼”,翻阅姨公及其先人琴西公遗著。
姨公《古籀拾遗》自序：“光绪戊子（1888）同里周孝廉璪亦嗜篆籀之学，为手书以上版”。周璪先生字仲龙,那时还健在,对于我的拜访,破格接待。他对我讲起姨公的治学方法：以专带博，反过来又使渊博的知识为深邃的专经服务。同时讲到姨公晚年,每晚以一支洋腊烛为度, 烛泪未干,手不释卷。
姊夫诸叔琳、同乡王起, 都在一年后毕业回乡。我一个人似乎不好意思再在孙家住下去, 但是感情上实在不愿意离开“玉海楼”。后来无意中碰到一位林铸(涤夫)先生, 他当时担任着瑞中三年级语文课,和我并没有教和学的师生关系,谁知立谈之间,结成忘年之交。他主动地把我接到龙首桥他家去住, 又把我介绍给他的表娘舅陈琮（燕甫）先生做受业弟子。
陈老师是个奇怪的知识分子, 他在科举时代是个廪生, 但是深爱天文、数学, 所有几何、三角、代数乃至物理、化学, 一看就懂, 一用就会。生平嫉恶如仇,受到省立第十中学校长邵季达的解聘,失业在家。这时又殇了一女, 精神上感到苦闷。涤夫先生介绍我去, 不是为了微薄的束脩,为的是使他老人家“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时人们打趣说：“林涤夫爱才而如命,陈燕甫嫉恶如仇,戴家祥思贤若渴。”陈老师见面时,赠我八个大字“勤能补拙,俭可养廉”。
陈老师和涤夫先生又都教我从师不如访友,介绍给我许多朋友,都是当地有名气的书法家、鉴赏家和教育家。
1924年发生军阀抢夺地盘的江浙战争, 永嘉到福鼎都是戒严区域, 我回家乡避难, 一阻阻隔了一个多月, 不料涤夫先生已在中秋前夕，呕血身亡。他的老父雅琴公公, 要我照旧住他家,不必拘束。
1925年, 中学将近毕业了，王起兄从东南大学寄来一份剪报，告诉我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约我一道去北京应试。我怕自己程度不相称，陈老师却鼓励我去，并为写了一个证明，列举读过哪些古书，有什么心得体会，有什么专长，请准予同等学历应试。所有友好，不论年老的年轻的，也都尽情鼓励我。那晓得那个所谓外祖父，却摇头不应，并且用经济制裁手段，捆住我的手足。后来又受五卅惨案的影响，奉系军阀乘机南下，交通不能畅通，使我没有赶上第一期招生。1926年秋季，总算达到我的愿望，和王力、谢国桢、姜寅清、朱芳圃等兄，赶上第二届考试而被录取。认王国维先生为指导老师，专业方向“金文甲骨之研究”。
清华研究院是采取旧中国的书院制和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师生都分别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上课时间并不很多。我和王老师的谈话机会也不多，却千方百计伺侯他晚饭后到陈寅恪老师家里聊天，特别是交流学术情报，最有意思。
1927年，我把《免簠》“司奠还＊”，释为“司郑园圃”，把《兮甲盘》“＊＊”释为“簠虞”，并旁搜博采，扩大为《释甫》一文，作为学年成绩。王老师六月二日自沉的前夕，已经过目，评定成绩乙等（黄淬伯、赵邦彦甲等）。
王老师遗嘱：“遗书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整理”，陈老师把任务交助教赵万里（斐云），赵把有关经学、文字训诂部分交我校对，并托我把全部遗稿送交天津“贞松堂”。罗振玉组织出版委员会，编成《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共印五百部。
1933年，王老师介弟哲安教授，认为初版错字太多，把版权转让上海商务印书馆，改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我也参加了校勘工作，又一次获读了王老师的遗著。1936年六月，我在南开大学作三次全校性的学术报告。介绍王老师在文学、哲学、经史、小学各个方面的成就。这是我第三次获读王老师的遗著，心得体会深入了一步，似乎有“仰之弥高”的思想情绪。
（三）
王老师去世之后一年，梁任公先生也身故了，我想出国留学没有成功，要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个工作，却被推荐到中山大学当付教授，在那里认识了商承祚（锡永）、容肇祖（元胎）教授。由于校内的派系倾轧，和政局的变化，容、商两兄先后离开中大。1931年暑假，我也离开，任浙江省立杭高教员。1933年离开杭州到北京进修，和过去的老师、老同学重新叙旧，愈觉自己的不足。1934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教《中国通史》。1936年任四川大学付教授。1937年抗战开始，从北京奔回浙江，任中学教员，并以绘画自娱。1945年任英士大学付教授。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聘为教授，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等课，兼班主任。1954年任华东师大基层工会基层委员。1956年十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六月三日，有个历史系资料员赵明义化名“楚歌”写了一篇《告全体同学书》，煽动同学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同志协助破案，赵明义也已自己承认。但是有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小右派，声言要抓头面人物。该赵明义受人唆使，七月一日在华东师大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说那篇文章是我给的稿子。从此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1961年九月，宣布摘掉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以老右派身份被批判揪斗。所幸垂暮之年，还能及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可耻下场。1978年党中央作出改正错划右派的决策，华东师大党委和教职工主持公道，一致认为所谓“楚歌幕后人”问题是一冤假错案，并予以改正 ，恢复待遇和民主同盟盟籍。1980年《中央盟讯》（第1期第5页）特地报道：“一篇化名‘楚歌’的反动文章说他是幕后人，实际上是写这篇文章的右派分子对他的诬告”。1981年《人民日报》（1月19日第三版）《振奋精神，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提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专长经学、古文字学研究。他以八十高龄，带病工作，编写《金文大字典》，还带两个研究生”。1981年《文汇报》（3月29日第二版）《活跃学术空气，反映教学科研成果》一文，又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近三分之一是一些老教授、老专家写的。比如金文研究专家戴家祥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学术水平很高，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等。这是党对我恢复名誉的一种表示。党和人民需要我工作，我是义不容辞的。
由于蒙冤受屈，我屡患疾病。1980年在死亡线的边缘上受到党委书记施平同志，付校长周原冰同志、林远同志、卓平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上海市第六医院的外科专家和医护人员大力抢救脱脸，以至今天我尚可以坚持工作。
（四）
下面谈谈我的治学经历、著作篇目和经验体会：
1927年我写了一篇评容庚《金文编》，对容书的体例，提出一些意见，并首先提出《番生簋》“朱旗＊金＊”“＊”字应该释“＊”，《叔皮父叔簋》“其虔子”，“虔”字应该释“虎”，1928年被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主编）所采用（戊辰年五月二十九日），和希白教授建立文字之交。1929年，希白为燕京大学谋刊姨公遗著《古籀余论》和《尚书骈枝》，我为《古籀余论》补漏千多字。
1928年，陈寅恪老师主编清华研究院学报《国学论丛》，把我的论文《释千》、《释百》、《释甫》、《释皂》选登在第一卷第四期。与此同时，写成《商周字例》初稿，1929年春寄广州中山大学，请同学余永梁、黄淬伯、朱芳圃诸兄批评指正。余永梁把我的自序选登在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周刊》，不料原稿寄回，藏在衣箱里，斜桥安临里寓所失窃，原稿连同衣箱一起被窃。惟《重复例的例证论》，朱芳圃兄认为新颖，抄录一份，还有付本。
1929年《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一期，选登了我的《＊（上白下贝）字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第10卷111期选登了我的《虔字说》（1929年12月25日）。
1930年《周刊》11卷125期，选登了我的《＊（上四下矢）字说》（4月23日）。
1934年北京考古学界发起组织“考古学社”，我加入了。中法大学徐炳旭（旭生）教授率领北平研究院考古工作队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进行考古发掘，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头子戴传贤电请蒋介石，乞以法律禁止之。我站在考古工作者的立场，发表驳斥戴传贤反对发墓考古――培植民德之主张。（见1934年4月20日《北京晨报》，编者略有删节）
这一年在北京闲居，写了读书笔记若干篇，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主编人向达）选登了我评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一文（1934年2月2日），评黄文弼《高昌陶集》（1934年2月17日），评徐协贞《殷契通释》（1934年3月31日），评陈晋《龟甲文字概论》（1934年4月7日），评朱芳圃《孙诒让年谱》（1934年6月30日），评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文（1934年8月4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选登了我评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5年1月），同刊物第三卷第三期选登了我评刘节《楚器图释》（1935年4月），同刊物第三卷第四期选登了我评马元材《桑弘羊年谱》（1935年7月）。
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有机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的学说和列宁帝国主义论，初步认识到旧中国的统治者是不会长久的。
1935年是民族灾难逐渐加重的时刻。南开大学地处日本海光寺兵营的南缘、日本新建飞机场的左侧，汉奸卖国贼横行无忌。青年学生接受党在白区的领导，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结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做了几个星期全校性的专题报告：《明末清初学术界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鼓吹教育改革；《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也在这个时候，场桥有个穷苦知识分子偶然检着一张旧报纸，看见载有我的文章，把消息告诉了我的生母。生母听了，热泪盈眶，又悲又喜，屈指一算，二十八年前的往事，如在眼前。她把寸肠向他说了又说，求他如实地写信给我。他把信寄给天津《大公报》，报社把它转北京图书馆，向达兄又把它转到我手。我一口气把这封情意深长的长信读了还读，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但是回忆过去的遭遇，似乎并非虚构。于是托人调查，并且安排暑假到当地见一面生母。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1936年是尊孔读经思潮重新抬头的时刻，山东韩复榘、广东陈济棠、四川刘湘和考试院长敝“本家”，都是这股潮流的支柱。我写了一篇《别单思病吧》，从历史主义观点进行反击。四川大学《前进双月刊》的编者刘大杰，把题目改为《单思病者的前途》，发表在创刊号。
1953年我写了一篇《兮伯吉父盘铭考释》作为《历史文选》课的参考资料，后来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创刊号（1956年第1期）。1954年上海历史学会负责人周谷城教授，通过陈漱石教授和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陈旭麓教授，发展我为会员。1955年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1957年我应吴泽同志之请，写了一篇《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同年四月，在全校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殷周时代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学术报告，用大量文献资料证明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灵魂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上帝的子孙。灵魂世界的上帝，反过来就是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死去不知年数的始祖。所以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上帝（禘）。这实际上就是祖先教。师大领导原计划在《华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后因“右派”问题不准采用，原稿被毁。
1958年以后，所写文稿却都是“为人作嫁”。1956年写的《中国通史》函授讲义，被明目张胆地改头换面，署名ⅩⅩⅩ主编。《后汉书选读》的注析工作，也被人专其名而有之了。不仅如此，1935年在南开大学所写的所有讲稿（排印本），1936年在四川大学发表的《前进双月刊》中的文章，在“十年浩劫”中都被看成“毒草”毁灭了，惟《海宁王国维先生》一文被同事刘寅生先生保存下来。
在我国科技文化战线的一片春光里，我也忘记了自己的谫陋，敢于鼓其余勇，写了一篇《墙盘铭文通析》，发表在《上海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照耀着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各族人民沐浴在党的阳光下，都已振奋精神，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我也在1979年秋季招了两名研究生，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在我的指导下，从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本身，归纳出十条基本规律：
一、 象形正侧动容变革例；
二、 象形点划繁简例；
三、 辅助符号增省例；
四、 形声符号更换例；
五、 形声符号重复例；
六、 形声符号位移例；
七、 六书隶属再分例；
八、 同声文字通假例；
九、 同义字代用例；
十、 古今音读分歧例。
根据上列十条基本规律，广泛搜集《说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等书中所有重文异体字，分类排比，编辑成册，作为分析字形的参考依据。利用钱大昕、章炳麟、曾运乾诸家关于古声母研究的成果，江有诰、王念孙关于先秦古韵的分部，编成先秦声韵通检，作为查对声韵的依据。如果身体健康还许可的话，准备创造条件，把清代学者的经训，择要集中，替阮元《经籍纂诂》做个续补。为读通青通器铭文、甲骨文的语法辞例，提供更扎实的例证资料。
我国汉字的构成条件，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形、声、义三方面的识别能力。希望从事这个专业的年轻一代，脚踏实地，在这三个方面打好基础。将来在众说纷纭的考析中，或许不至于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是我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编好《金文大字典》的检查尺度。“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我相信我国文化技术的现代化，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