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②

　　马宗霍（1897－1976），文字学家。原名水坤，别署霋岳楼，晚号霋岳老人。衡阳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毕业。历任、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湖南师范学院（今）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编审。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毕生以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向，潜心《说文解字》二十余年。除《说文解字》方面的著述外，尚有《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中国经学史》等。善书法，自成一体。
　　自幼酷爱书法，十三岁入衡阳“船山书院”受业于王湘绮。二十年代拜为师，为入室弟子，后执教于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并从曾熙学书法，与李等人相过从，切磋书艺画理。其时书论汇编《书林藻鉴》《书林纪事》行世。擅篆、隶及八分，尤以行书见长。所作融篆、隶、八分于行体之中，结体严谨，笔势灵动，沏洒脱俗，风貌别具。能作三尺见方的榜书，又能作细如毫发之小楷。平生为人书写碑匾楹联条幅甚多，其信札、著述手稿亦为人视作珍品收藏。于国学造诣甚深。所著《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等，皆由郭沫若审定出版。其中《说文解字上经考》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原稿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
　　箚记之廿三-马宗霍《中国经学史》
　　衡阳马宗霍欲以十二篇按时分述经学之历史，盖由汉以降，述经学之源流授受者，昔宋章如之愚山堂考索，清有朱彝尊之经义考，晚世有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然于马宗霍目中，皆未尽善。余通读马氏之经学史，虽甚为详备，可说面面俱到，然脉络似不清晰，枝蔓过多，一读之下，难有条理之概念，且某些观点颇为牵强。
　　第一篇，古之六经。马宗霍与皮鹿门“六经皆孔子作”之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且以“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易之始也”诸如此类以证其观点，不免牵强，万事皆有肇始，必要寻其源头以证其早已存在，与上帝造万物又有何本质区别？“古之六经”，非今人谈论之六经，故皮氏之说更为切实。
　　第二篇，孔子之六经。孔子非史家，孔子作六经，乃知礼崩乐坏已非朝夕可复，惟有正人心以待后来者从之。马宗霍曰：“孔子有德无位，盖以六艺为教者也。”亦即此义。
　　第三篇，孔门之经学。马宗霍曰：“承曾子之学者有子思孟子，则宋学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学者有荀卿，则汉学之所祖也。博约两派，汉宋于以分门，经学亦遂由是而歧焉。”有宋一代，故从孟轲，且以大义为宗，此说有理。而两汉之经学，果以荀卿为宗乎？
　　第四篇，秦火以前之经学。马氏谓“孟子虽醇乎醇，而身没之后，大道遂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孟子之功，岂可如此计较？无孟，孔亦不彰。而传经之功，岂荀卿一人之力哉？
　　第五篇，秦火以后之经学。似无独立成篇之必要，可与“两汉之经学”合并，实亦不能与两汉经学截然两段。且始皇焚书之令颁于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始皇即死于沙丘，焚书之令究竟执行得如何，实在亦是一大疑问。
　　第六篇，两汉之经学。两汉之经学，“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从其受授言，则有师法家法之分；从其流布言，则有官学私学之别”。两汉兴官学，立五经博士，通经为梯荣致显之必由之径，经学以此大昌。乃至官学既衰，而社会之风气已养成，私学遂起，经学得以承传。马氏此篇，所论甚详，脉络亦清晰，微瑕者所举例不免过于繁复，行文不免拖沓。
　　第七篇，魏晋之经学。除开篇叙郑玄一节尚可一读而外，其余真史书之一大抄也，不足观。
　　第八篇，南北朝之经学。“南朝诸帝，大都短祚”，且朝野尚清谈，经学亦不兴；“惟梁武享国最永，而又雅好儒术”，故经学为之一振，然武帝晚耽于禅悦，寻且乱亡，南学亦卒未大昌。北学之昌荣，则在官学，效两汉之崇儒，由经入仕。然马氏所述，以“经传人物志”名之尚确切，就“经学史”而言，不得要领。唯最末一节可观，“南北经学，虽趣尚互殊，而诸儒治经之法，则大抵相同。盖汉人治经，以本经为主，所为传注，皆以解经。至魏晋以来，则多以经注为主，其所申驳，皆以明注，即有自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隐前人之注，迹同攘善，其不依旧注者，则又立意与前人为异者也。至南北朝，则所执者更不能出汉魏晋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或旁引诸说而证明之，名为经学，实即注学。于是传注之体日微，义疏之体日起矣。”
　　第九篇，隋唐之经学。隋唐经学之兴亦在官学之兴，有隋一代，官学大抵操诸南人或为南学者之手。唐有天下，儒教聿兴。马氏谓“自五经定本出（贞观七年，颁颜师古考定之五经于天下），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永徽四年，颁孔颖达撰定长孙无忌等增损之五经正义），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甚精当。另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论及敦煌所藏之儒家经典，斯可参证，一并录之：
　　综观敦煌所有儒家经典，六朝以来的古本，各经都有，而诗、书、论语为最多，其次则春秋左氏传为最多，礼类为最少。各经中尚书几全部是卫包未解以前“隶古定”的本来面目，犹然是六朝以来旧本，而且都是孔传。诗经全部是毛传、郑笺，齐、鲁、韩三家不见，他家注也不见。三传有左氏、谷梁二家，而左氏几全部是杜预注，谷梁几全是范宁注。周易皆用王弼注，礼记都用郑注，论语都用何晏注，这是说明当时的学风如此，与唐家取士的政策，完全是相一致的。
　　第十篇，宋之经学。宋以道学称，马氏所论可谓切中要害，“盖宋之道学，同源于希夷，而刘（按：刘牧也，作易数钩隐图，道家之说始与周易相传，而混于儒学矣，牧之学盛行于庆历时）为异说，邵（按：邵雍也，稍后于牧）为别宗，至周子始渐醇，而与儒学为近；张子羽翼之，二程扩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数与义理两派，两派之于经学，初不外乎周易一经。就周易论，则两汉诸儒，已言象数；魏晋诸儒，已主义理，实非宋儒之创获。徒以图书之传，传自道士，遂有道学之目，不知谶纬即图书之滥觞也。既而援道入儒，则又以传孔孟之道统者为道学，不知传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与道为二，是传经与传道有别，然则孔孟之道，讵有不在六经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为极矣”。而南宋陆九渊所谓“六经皆我注脚”，于经学之历史亦深有影响，马氏于此语焉不详。
　　第十一篇，元明之经学。宋学集大成于朱子，则元人治经，莫不崇尚朱说。明人之经学，引顾炎武一言概之：“自八股行而古学衰，大全出（按：永乐十二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而经说亡。”
　　第十二篇，清之经学。清世经学之盛，盖在私学。先是明季遗儒黄顾王三氏，合经学理学为一，兼采汉宋，其影响于清初经学者，又以顾为最，其后又有确守汉师家法如东吴惠栋、皖南戴震者，汉学为之粲然。时又有援宋学以自壮者，则为桐城方苞姚鼐，汉宋之争遂如水火。然于经学仍不能损汉学之毫末也。“惠戴末流之弊，英华既竭”，今文之学乘之而起，亦有丁晏等调齐汉宋者。至学制改，新说滋，以经为无用而议废之，则清室未亡而经学已大衰。清世经学之盛在于考证，在于小学，由小学而治经，“然小学通而精力已竭，无暇及于经学”。马氏所论甚是，此篇尚可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