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论辩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辩才,古往今来的雄辩家莫不都是时代的产物。
古希腊的辩才辈出,是古奴隶主民主制社会繁荣的标志和需要。当时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中,公民有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可以出席讨论和表决国家大事的公民大会,可以在法庭陪审、起诉或为自己申辩;这些活动无一不要求公民必须充分使用自己的口舌来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正因为这样,以智者为代表的雄辩家们便应运而生。
而我国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踏步前进的历史进步关头,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的较为开明的政策,出现了人和兴学、策士横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和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荀子等人便是当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争鸣中,他们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当时一个很平凡的策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封为卿相。在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中,这些能言善辩的策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呼号,展开著名的合纵连横活动,其中尤以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及苏秦合纵五国攻秦的活动最为著名。结果“苏张之口”便成了形容能言善辩的成语。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体会到:社会发达,必兴论辩。我国自从秦统一中国开创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后,先是“焚书坑儒”,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明清两代禁讲学社、大兴文字狱,人民群众的嘴上都被贴上了封条,言论自由被取消了,莫谈国事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处世格言,言谈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脑袋搬家,株连九族。那个时期专制主义横行,愚民政策强化,皇天之下,百姓们的口诀是:“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官场上的信条是:多磕头,少说话“;雄辩之士倍受压抑,民族思维停滞不前。当然,即使在这“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爆出极富辩才的人物,如三国时期舌战群儒的诸葛亮,但这比起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竞辩的宏伟图景来,已属于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了。
我国现在正处在空前兴旺、繁荣的历史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三大再一次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人民群众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也日趋活跃,演讲和论辩重新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把它们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启迪人们的思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期望,在现代中国,论辩活动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智慧的“接生婆”
如果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各个古代文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论辩的理论和实践。
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曾出现了一个以教授修辞学、论辩术为业的学派----“智者学派”。他们自称为是“智慧的教授者”或者“智慧的接生婆”。他们向学生收取学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被后人称为第一批职业教师。又因为他们论辩十分高明,也有人称他们是职业演说家和律师。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和高尔吉亚。
高尔吉亚是和普罗塔哥拉齐名的演说家。古希腊著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在剧本中说高尔吉亚是“靠舌头过活”的人,他“春种、秋收、植葡萄,连采果子都用舌头”,可见其口才之高。在他的著作残篇《帕拉姆多斯辩护词》中可以看到他的逻辑论证力量的强大。高尔吉亚的学生很多,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因此很受当时雅典人民的爱戴,人们为他在德尔斐神庙中铸造了一个全金的塑像。
虽然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后期渐渐演变为诡辩论者,但是,他们对古希腊文化、艺术、思想和哲学的繁荣所做的伟大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他们关于论辩的一些创见,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论辩的经典参考教材。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论辩理论的大师,他对这门学问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对论辩所提出的原理,今天仍旧有实用价值。他以为,论辩是一种思想交流,而任何思想 交流要顺利进行则须有三个基本点:演说者、信息和听众。他专门写的一篇学术论文《论辩学》,200多年来吸引了无数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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