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商代至春秋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和盟誓契约等。简单的仅以一二字标出奴隶主或其氏族的名称。商代铜器铭文较短，西周后常有长篇铭文。现存最长的铭文，见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计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战国时期的铭文，大多是刻成的，内容以记载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点为主。字体，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风格雄健，中后期趋向规整。春秋战国时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鸟篆等艺术字体，列国文字也不统一。秦代统一文字，结束了字体不统一的局面。青铜器铭文，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当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发展历程
产生发展阶段
根据现有的资料以及相关考证，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产生商代，而且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早期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仅记作器者之名或者诗先人庙号，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但是字数也不超过60字。
全胜阶段
到了西周，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很快步入了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②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衰亡阶段
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七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如认为末句“子”“孙”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应该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 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于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六朝以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特色和风格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和后期的虢季子白盘，就都是既用韵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盘铭说：“……丕显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义近“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其风格与《诗?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处。
到春秋时代，既用韵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铭文越来越多。例如徐、楚等国的钟铭就大都采用这种文体。它们还时常抄袭旧文套语。徐国的沇儿钟、徐王子钟（《商周金文录遗》4）、许国的许子钟以及大概属于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都有“终翰且扬，元鸣孔皇”、“皇皇熙熙，眉寿（或作“万年”）无期”等字样。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发现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与王孙遗者钟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战国时代的杕氏壶铭说:“……岁贤鲜于虞.可何是金契.匸吾台以为弄壶.自颂既好.多寡不訏.匸吾台以匽宴壍饮.盱于我室家.枇猎母毋...”通篇隔句用韵，第三句以后都是讲所作的壶的，可以看成一首颇为别致的小诗。有的铭文别出机杼，风格比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铭，通篇都用对先考讲话的口气，颇值得注意。
历史文化价值
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从文学方面看，也有一定的价值。虽然铭文中的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颂扬求福之语又往往是一些套语，但仍有不少铭文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由于铜器铭文的篇幅有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作者多数不可能是当时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其他形式文学作品。但是它却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属于国家的文化瑰宝。
在应国墓地出土物中，青铜器最具特色，制作精细，造型新颖，其中不少铜礼器还铸有铭文。目前，可以确定墓主人的墓葬有应侯墓（3座）、应史墓、惠公墓、匍墓、葬父墓、应姚墓、应申姜墓、应嫚（注：上“比”下“而”）斋墓、(注：上“宀”中“日”下“易”)宫姒墓、罗子戊墓等。另外，还有一些墓葬中出有应公、应伯、侯氏，柞伯、青公、叔浩父等人的铜器。这些铭文对研究古代的礼制，应国的世系及外交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