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简②

　　武威市磨嘴子出土，汉代，纵56.5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简，共三本、四百六十九枚。内容分别为《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仪礼》简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比较，可看出是未揉合今古文以前的西汉后（仓）氏本，其抄写时代可能在西汉晚期，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该简册书写工整秀丽，为汉代墨写隶书之上品。
　　内容补充：
　　学术瑰宝——《仪礼》简
　　1959年在磨嘴子的一座土洞中发现了一批《仪礼》简，共469简，27298字。这批汉简，除少数竹简以外，绝大部分是木简，用松木制成，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据考证，这批简册在入葬以前不是为殉葬而写的，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其中一枚后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8～25年。这说明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他本人可能是所谓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这批竹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内容包括今存《仪礼》11篇中的7篇，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由于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保存最完整，大多数本色、墨迹如初，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此简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被当今书法家奉为奇珍异宝，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甲骨文、金文到古代印刷术，再从传统印刷技术到光电信息技术，其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简牍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笔墨诞生之前，汉字的书写工具主要是能够在龟甲兽骨和金石上镂刻文字的金属刻刀，汉字的载体只能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和石头等，文化的传播极为有限。笔墨诞生之后，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缣帛和竹简木椟等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也便产生了。简是削制成的竹片；牍是削制成的木片，也叫札。二者统称简，用来书写文字。人们把文字刻在简牍上，用绳子连接起来，当时叫“简策”。这种书籍制作方便，比把文字刻在甲骨、青铜器上前进了一大步。丝织品发明以后，人们把文字写在帛绢上，名叫“帛书”。后人用“竹帛”代表史册和书籍。由于竹木比金石、甲骨便于书写、运输、阅读和保存，又没有缣帛昂贵，所以从西周至魏晋之际在造纸工艺改进前后约1200年期间，简牍就成为汉字的主要载体。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些曾经记载古代文明的简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沉睡湮没于黄沙古墓中，从人们的头脑中渐趋遗忘，只有在“捉刀代笔”、“韦编三绝”、“刀笔吏”这些词语中才能约略捕捉到有关它的信息。
　　自1900年开始，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敦煌一带从事考古探险活动，从敦煌汉长城的一个烽火台旁发现了近千枚汉简。1914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通过多种渠道将这批汉简影照并加以分类考释，定名为《流沙坠简》正式出版，在考古界引起轰动，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汉简的开山之作。之后，经过多次发现，在敦煌一带共出土汉简17480多枚。后来又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一带又先后发现了大批汉简约32000多枚，于是《居延汉简》驰名中外。目前，全国共出土不同历史时期的竹木简牍6万多枚，其中甘肃5万多枚（包括居延汉简在内），其余主要分布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等地。甘肃是最早发现简牍的地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构成中国简牍学的主体。
　　凉州汉简从数量而言，赶不上居延、敦煌、长沙等地，但从价值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杖简是汉代的养老法律。在汉简出土的同时，也出土了汉代鸠杖，使这一法律有了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尚齿敬老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斑鸠是尚齿敬老的象征物。古代的养老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设公宴给老人以很高的礼遇；颁布有关养老的法令和待遇；朝廷给年老者颁发鸠杖（同王杖、玉杖）等。汉代的养老礼一年举行春秋两次，不像先秦时代那样向70岁高龄的老人奉献斑鸠作为礼物祝愿其长寿，而是在赐给他的王杖上雕刻斑鸠的图形（即鸠杖）。李白《白鸠辞》“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即说此事。斑鸠被认为是孝敬之鸟，又寓意长久（鸠、九、久同音），加上传说中它对汉高祖有救命之恩，所以汉代既有正旦放鸠的规定，又通过赐鸠杖继承了先秦的尊老传统。对此，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都有许多描写，但始终未见实物。凉州出土“王杖简”及其鸠杖填补了这一空白，解决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医学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民族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而它的产生过程只见诸于历史和传统，很少有原始记录。凉州医药简所载方剂是普通医生临床实践的真实记录，具有很强的可信性，既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也向世人昭示了我国几十万个药典的形成过程和科学依据，为中华医学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我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包括《仪礼》在内的“四书五经”版本众多，可谓汗牛充栋，尤其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到汉成帝时，儒家思想已统治近百年，基本上被社会所接受。《仪礼》简证明，汉代知识分子已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随葬礼品，既反映出墓主人对此的痴迷，寄托着某种理想和追求，又道出了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