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②

　　“故宫学”的概念是2003年10月，我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即引起一定的反响。作为提出者，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对此还在进一步探索，形成的一些思路还须完善。今天不揣冒昧，略陈浅见，既是抛砖引玉，亦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以期“故宫学”的内涵、研究方法、加强研究的重点等在讨论中不断深入。
　　故宫学做为客观上存在的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萌芽的。以故宫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在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今后继续深入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的研究来看，学术研究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 1925年至1949年。李煜瀛主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重视“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明确提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如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吴瀛、沈尹默等，一开始就体现了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一阶段前期，主要是清点宫藏文物、文献，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简单进行陈列。后期则是保管南迁文物。1925年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接着有《清代文字狱档》、《天禄琳琅丛书》、《太平天国文书》、《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等数十种。学术性刊物有《掌故丛编》、《故宫周刊》、《故宫旬刊》、《故宫月刊》、《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故宫书画集》等。这些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沦陷期间，北平本院仍编写了《档案辞解》、《清代典章词汇》、《故宫书录》、《故宫方志续编》、《故宫清钱谱》等，绝大多数未能出版。朱启钤发起的中国营造学社，对故宫部分古建筑勘测制档，并成就了梁思成、张镈、刘敦桢等一代古建大师。
　　2. 1949年至1966年。随着大批南迁文物运台，不少人员也去了台湾。作为故宫学研究重镇的故宫博物院，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这一段工作重点在基础建设上，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如唐兰对每件青铜器编目制档，倾注了大量精力，每篇可谓浓缩的论文；陈万里等对全国百余窑址的调查，意义重大；徐邦达对院藏书画的鉴别考证，写出《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朱家溍在恢复宫廷原状方面做出了贡献；王璞子《工程作法补图》体现了当时古建维修的成果。这一时期成就了一批文物鉴定专家。社会上从不同方面对故宫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以及一些博物馆对故宫艺术品的研究。
　　3.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故宫学术委员会成立，并诞生了全国博物馆系统唯一的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有关故宫的书籍数百种，后陆续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在办好《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同时，又创办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的《紫禁城》杂志。故宫博物院的老一辈专家出了一批学术硕果，唐兰对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罗福颐的古玺印调研，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单士元的《故宫札记》，顾铁符的《夕阳刍稿》，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于倬云主编《紫禁城宫殿》，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以及刘九庵、杨伯达、郑珉中等先生也出版了著作。同期，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崛起。特别是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紫禁城学会及宫廷史学会的成立，社会上更多力量参与故宫研究，标志着故宫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台北故宫博物院1965年成立。藏品主要由故宫南迁文物运台部分构成，计2,972箱，其中器物46,100件，书画5,526件，图书文献545,797册件，合计597,423件册；另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1,562件。以上共运去608,985件。至2001年底，又新增44,612件册。台北故宫现共有藏品65万件多。运台故宫文物虽只占当时南迁箱件的22%，但颇多精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对文物的重新点核、整理及与其他机构合作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如1971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培养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1978年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出版为《清史稿校注》。并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台北故宫办有学术性的《故宫学术季刊》、普及性的《故宫文物月刊》。
　　国际上对于故宫的研究，还未出现很有分量的成果，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都有一些从事中国书画及陶瓷等器物研究的学者。这些年来，随着故宫多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在海外举办文物展览，以及研究人员的互相交流，学术视野的扩大，使国外对故宫研究在已有基础上有所深入。
　　在关于故宫的研究上，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长远、统一的规划，重点不很明确，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研究力量缺乏必要整合，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还不够广泛，故宫博物院对院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条件还做得不够好，等等。
　　故宫学虽是新提出的一门学科，但又是客观存在且已进行了近80年研究的学科。当前加强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时机已经成熟，这对于整合研究力量，规划研究方向和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研究水平，更好的挖掘故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大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二、故宫学的研究范围
　　故宫学的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六个方面：故宫古建筑（紫禁城）；院藏百万件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近80年的故宫博物院的历程。
　　这六个方面又可分三个层次：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紫禁城古建筑、院藏百万件文物及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核心的层次是紫禁城。历史上就有一些有关紫禁城的著述。明代记载紫禁城事物较多的是《酌中志》，《春明梦余录》则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对紫禁城叙述更条理化了。清康熙初年曾入值南书房的朱彝尊编《日下旧闻》，参考选录前人旧籍1,300余种，是研究紫禁城的有价值的一部书，而《日下旧闻考》篇幅更大，摄取资料更为丰富。由清宫纂辑的《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及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著述，其中“宫殿”记载宫殿苑囿的建置、沿革，并穿插有文辞精炼的景物描绘和御制诗。上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章乃炜先生等编的《清宫述闻》、《清宫述闻续编》，征引书目达700余种，对紫禁城内各处建筑的沿革及与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详细梳理，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什么紫禁城研究是故宫学的核心呢？因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它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紫禁城从1420年建成至今，虽经多次维修、重建、改建，但仍保持了始建时的基本格局并遗存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雄伟壮丽、千门万户的古老皇宫，每天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又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多方面价值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1. 紫禁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建筑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伦理思想（如皇权至上）和美学思想（如壮丽重威、平衡对称）。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其中得到反映。
　　2. 紫禁城与中国历代宫殿的关系。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宫殿的传统形式、礼仪制度，在总体布局上最接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五门三朝”等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它不仅与明代的凤阳中都、南京故宫以及元大都、金中都有直接关系，而且能从宋东京、隋唐长安，一直上溯汉、秦、周等历代的帝都宫殿，找到发展的轨迹。据专家研究，甚至其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也有一定的渊源。
　　3. 紫禁城与满洲建筑的关系。清代既保护与利用了明代宫殿，又继承与发展了满洲宫殿的特色，主要是满洲的宗教、祭祀、寝居及其它一些习俗，在紫禁城建筑物上均有所体现。特别是乾隆重修宁寿宫，将江南与塞北、汉族与满族诸多特色融合在一起，为清宫建筑的成功之例。
　　4. 紫禁城与北京城市规划和其他明清皇家建筑的关系。从建筑布局来说，整个昔日的北京城都是以紫禁城为中心规划设计的，它西与西苑、北海，北与景山、大高玄殿等，东与皇史宬等紧密相连。社稷坛、太庙以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整个皇城，西郊的三山五园、散布京城的皇家寺院道观以及各地的行宫等，更与紫禁城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而承德外八庙（避暑山庄）就因为隶属皇宫内务府直接管理在外面的八座寺庙而得名。
　　5. 紫禁城与明清陵寝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事死如事生，帝王的陵寝与生前的皇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十三陵和明显陵、景陵、思陵以及清东陵、西陵，埋葬着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是中国封建皇陵的集大成者。它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建筑学、美学、哲学、景观学、丧葬祭祀文化等，是皇家建筑的极其重要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北京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其中皇家宫殿、园林、陵墓、祭祀、城市公共建筑、寺观等有关的建筑物约29处，占到近二分之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共28处，其中故宫（紫禁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天坛、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 以及武当山古建筑群等皇家建筑就占五分之一。
　　紫禁城古建筑与故宫学研究范围的其他五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1. 宫中旧藏文物，原藏置各处宫殿，例如书画，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都有原藏宫殿的记载，“三希堂”就是珍藏三件法书名迹的场所，把建筑与文物结合起来，更能加深对皇帝收藏、珍赏的趣味及其他特点的认识。
　　2. 宫廷历史文化遗存与紫禁城关系尤为密切，如几座戏台及升平署与4,000余件戏衣，可见宫廷娱乐活动；钦安殿、坤宁宫、雨花阁、大佛堂、城隍庙等，可见宫中宗教和习俗的遗存。
　　3. 大量的明清档案，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物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这些档案中又有大量的不同时代对故宫及皇家苑囿、寺观、陵寝等修建或维修的记载，这就成为今天修缮所依据的宝贵的资料，如修复建福宫花园时从档案中辑录的资料汇编。“样式雷”的清宫建筑设计档案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4. 清宫所藏丰富的典籍与建筑的关系，如专建文渊阁存贮《四库全书》，利用武英殿存贮殿本书，昭仁殿集中宫中的善本，匾额为“天禄琳琅”，摛藻堂专贮《四库全书荟要》，养心殿专贮《四库全书》未收之书的《宛委别藏》。清宫最有名的修书处武英殿仍矗立在它的原址。
　　5.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故宫博物院“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建筑的基础上建成的，利用古建筑搞史迹陈列和文物展览，又是古建筑的保护机构，有专门的维修队伍，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维修工程。
　　故宫学研究范围虽然宽广，但故宫文化的核心是以皇宫、皇权、皇帝为重点的皇家文化，因此，故宫学研究应与皇家文化有关，而不同于一般的明清史研究。
　　故宫学研究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 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防止孤立对待。这是最能体现故宫特色的研究。
　　2. 需要多学科协作、全方位开展。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能对故宫的研究提供帮助。例如雨花阁，可从建筑式样、佛教造像、装饰彩画等不同方面入手，而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全面、科学的成果。
　　3. 需要把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故宫学研究的对象，都有一个保护、维修或抢救的任务。文物保护科技方面的研究、实施（包括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是故宫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4. 需要把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例如陈列展览、科技修复、宫廷原状陈列等，既是实际工作，又需要通过研究成果来体现和提高。
　　5. 需要把研究与传承结合起来。古建筑的维修技术、文物修复技术、书画器物的鉴定方法等，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弘扬。
　　紫禁城研究在故宫学中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紫禁城学不等同于故宫学。其一，紫禁城学会成立的宗旨及参加的会员，着重于紫禁城古建筑，近年虽有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之势，但它毕竟难以涵盖故宫学中所包括的丰富内涵。其二，故宫与紫禁城虽然所指同为明清两代皇宫建筑，但故宫更有政治层面的含义，而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的称谓已深入人心。其三，故宫学本身包含了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年代上不止于1911年，内容上不限于明清皇宫，它还包括了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科的相关知识。
　　三、在加强紫禁城研究中推动故宫学研究的深入
　　由于紫禁城研究在故宫学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紫禁城研究的进展情况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故宫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紫禁城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故宫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紫禁城学会是1990年倡议、199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一级学会组织。学会宗旨是“联络国内外中国古建筑及有关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力量，加强对故宫这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建立紫禁城学，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利加强对中国紫禁城（即明清故宫）的保护，使这一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会现有13个团体成员和100多名个人成员，包括了全国与明清皇家建筑有关的主要单位，汇聚了全国古建方面的硕彦泰斗及知名人士，并成立了保护利用、技术、艺术、建筑历史等四个委员会。学会活动既活跃又比较规范，每两年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出版了几本论文集，对故宫古建筑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扩大到对明清园林、陵寝、寺观等的研究。学会组织编写了“紫禁城文化丛书”，举办“紫禁城文化”系列讲座，为故宫维修发挥咨询作用。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学会还筹备明年举办“中国明清宫廷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编写《清代宫廷相关建筑大事年表》等。
　　故宫大规模维修对紫禁城研究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2001年11月，国务院确定了全面维修故宫的历史任务。这是故宫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为维修故宫古建筑作了不懈努力。为了尽快改善故宫满目疮痍的局面，建国之初故宫博物院就组建了专门的古建施工管理机构，承担故宫古建筑管理和维修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约40%的古建筑得到了维修或维护，基本保证了古建筑的安全。但故宫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保护方面，保护区划过小，不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要求；与故宫无关的外单位占用故宫大量古建筑，建造大楼，改变故宫内外环境，需要进行彻底全面整治；部分展室、库房改造工程未做到不改变文物原状，不符合遗产保护的真实性要求；自然力造成的损伤普遍存在，不开放地段尤其严重等等。2002年，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故宫修缮工程领导小组”，还特聘规划、考古、古建筑、文物保护、宫廷历史、博物馆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建了“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工程决策提供咨询。为了加强对故宫维修工程的领导和支持，2003年10月，文化部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修工程领导小组”，孙家正部长任组长。
　　这次维修坚持“整体保护、全面维修”的原则。整个维修计划分三个阶段。维修的主要任务有五条。维修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拉开序幕，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和基础工作，进展顺利，今年已进入全面维修的阶段。
　　从故宫维修的任务和要求看，它不只是要解决外观的破旧状况，而是要按照科学规划，与如何使用结合起来一起完成；因此它不只是古建部门一家的事，而要各个业务部门的密切配合与协作；它不仅要用已有的多方面的科研成果，而且维修过程中更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例如，《故宫保护规划》的制定，就是一个重大科研课题；按照《文物保护法》关于“四有”档案的规定，故宫每座重要宫殿或建筑区域都要有包括历史沿革、用途及文物摆设、与此有关的人和事件、历次修复状况、相关图表及三维扫描资料在内的完整档案，现已开始整理编写武英殿档案；为向世人充分展示宫廷文化内涵，搞好“宫廷原状或原状式陈列”，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宫廷典章制度及相关殿堂的历史状况；利用某些古建筑作为文物展示场所，如何从古建筑的特点出发，丰富展示手段，提升展示水平，使文物与古建相得益彰；中国传统的建造修缮技术工艺与材料制作的抢救继承；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问题，等等。
　　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负有重要责任。近期加强学术研究的主要举措：
　　1. 在制定《故宫博物院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和《故宫保护规划》中，把建立“故宫学”的学科目标、规划“故宫学”学科框架作为重要内容。制定全面、系统的故宫学术研究计划。
　　2. 重视基础工作，加快“非文物”的整理。从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真正弄清故宫的“家底”。加强故宫基础资料、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有关故宫文化遗产的志书、实录、编年、记事等。
　　3. 在一至三年内，建立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鉴定中心、古建筑研究修缮中心和宫廷文化研究中心等。
　　4. 发挥紫禁城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宫廷史学会等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重视紫禁城出版社的作用。继续出版好故宫学术文库。
　　5. 根据学科建设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建设高水准的文物研究学者、文物保护专家和博物馆管理专家团队，拥有相关学科带头人并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年龄梯次。
　　6.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全世界。要树立开放心态，吸引社会学术力量介入，加强与海内外的合作、交流，通过客座聘任、课题聘任、项目合作等方式，完成一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