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律②

　　管律
　　从气柱振动发音原理出发，以律管为正律器，根据
　　管长数据而算律的中国律学计算体系。常与“旋律”起
　　相辅相成的作用。
　　古代科技条件下，正律器不外弦、管两种途径。弦
　　律计算一定律制中各律间的相对比率，精确性优于管律。
　　但弦线张力无定，一定管长的发音虽受用气与温度、湿
　　度等条件影响，较弦之无定的张力尚有一定准确精度。
　　因此，无论采用管律或旋律的计算体系，其出发律黄钟
　　音高概以律管为准。由于这一点，律管亦被直接命名为
　　“律”。
　　管律按材料区分，有竹律、铜律、玉律等。玉律较
　　罕见，常专指晋代在汲郡出土的魏襄王冢玉律，或梁武
　　帝所说的“相传有玉律一口”的“古钟玉律”。管律按
　　用途或形制区分时，有竽律、笛律、叉手笛律等。宋代
　　的叉手笛原为宫廷乐器,因与宫廷所定的律制相合,“可
　　通八十四调”,而被用作正律器,改名“拱宸管”（《宋
　　史·乐志》）。
　　管律的计算方法，除笛律(如晋荀□的晋泰始笛律)、
　　叉手笛另有规律外，一般的律管不能直接采用管长数据
　　来计算它的音高。求取准确的音高，须作“管口校正”，
　　即在管内气柱长度之外，补充以各种溢出管口外的气柱
　　长度，以校正误差。
　　汉京房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的观点，是针对管
　　律计算中不作管口校正的汉代现状而发的。他的管律数
　　据实际是以旋律为准，缩小到十分之一的虚拟数据。这
　　一管律体系发展到南北朝时，体现在梁武帝的四通（四
　　具弦准）十二笛（十二只律管）上，成了“用笛以写通
　　声”的做法，即对黄钟管以外各律皆不计算管长而根据
　　弦准的实际音高来制笛的方法。
　　另一体系则是把管口校正计算在内的荀□同径管律
　　与明代朱载□的异径管律。荀□以十二笛中各均正声调
　　宫音的对应律长减去一个角音的对应律长为管口校正数，
　　并把繁复的计算化为律尺进、退、上、下的直观形式，
　　从而形成了简易的操作。朱载□则在直接用旋律的比率
　　关系度量管长的条件下，将向上作半音迭进的各律管内
　　径迭除以□，作为管口校正数。
　　朱载□对管律方法作了如上的重大改革以后，律学
　　史上仍然存在无视管口校正科学原理的倾向。清代康熙
　　“十四律”，实际上是从音阶形式上的乐学实践到管口
　　校正问题上的管律实践都全面歪曲了乐律学基本原理的
　　一种反科学的管律。
　　管 律（生卒年月不详），明朝宁夏名士。字芸庄，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家庭富裕，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本人刻苦，天资聪颖，是卫学中的一名佼佼者。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举人，并名列乡试“书经魁”。十六年（1521年）登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后退休回到家乡，专心从事教育，再没有重返官场。
　　管律不喜欢官场的追逐，多年来从教于宁夏卫学，为培养家乡子弟而辛勤的工作。嘉靖十七年（1538年），新任宁夏巡抚吴铠在镇城（今宁夏银川）草创“养正书院”，慕名聘请他为首任教授。由于他“博闻有辞，史发司马，文效子美，乡人皆以‘管子’称之”，得到了官民的普遍敬仰，求文请教应接不暇。他的大量文章虽然大多已经失传，但仍然可以在他主笔编修的《嘉靖宁夏新志》所选刊的少数题记中，人们可以看出，选文皆非一般的官样文章，而是处处反映出他既关心国家大事，又具有经世致用思想。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刚入选为新科进士，还没有正式步入仕途时，就对西北边疆茶马互市提出改革建议，他认为官方定价一匹马付十两银，这样低的价银是购不到“强壮膘肥”的好马的，而用这样的劣等马匹武装军队去征战，“欲责其成功，不亦难哉！”所以他要求把每匹马价增加到十八两。嘉靖五年（1526年），他又对边疆现行实施的盐政提出意见，认为自弘治以来，朝廷不允许以“余盐补正课”，造成“余盐盛行，正盐守支日久”的不正常现象。由于两淮余盐大量销往北边各镇，“以苛敛商财”，使“商灶俱困”，私盐难禁，从而“盐法大坏”。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乃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纠正了“余盐”盛，“正盐”滞的局面，有利于边地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上，他不计个人名位，从大局出发，冒死上谏，勇于直言。如嘉靖元年（1522年），他刚任刑科给事中一职，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竟敢上奏要求罢免现任三边总制李钺的职务，并请起复早以免官，长期闲散在籍的有争议的大臣杨一清接任。认为“杨一清久任三边，威名素著，乞特起用。”而兵部则任人唯亲，反对启用杨一清，理由是“杨一清远在江南，闲居日久，一时起用，未免辞奏稽延，而钺闻改命，势必灰心解体”而影响边关军务大事。但是管律坚持已见，与兵部僵持不下，最后虽然一直推延到嘉靖三年（1524年），还是不得不任命杨一清为三边提督（总督改称提督）。另外，对于所谓“议大礼”这样自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以来，许多文臣武将为之罢官、杀头的禁区，官场人人谈“礼”色变，避之不及。而他却是一上任就向“议大礼”开炮。他说，“比言事者，每借议礼之词。或乞休，或引罪，或为人辨诉，于议礼本不相涉，而动必援引牵附，何哉？盖小人欲中伤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宠，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欢也。乞诫自今言事者，据事直陈，毋假借，以累圣听。”嘉靖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言，从此，一个败坏朝廷，堵塞言路，制造了大批怨假错案，伤害许多正直良吏的政治毒瘤终被割除。又如嘉靖十年（1531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三边总制王琼决定，将成化间由巡抚余子俊、徐廷章先后修成的由宁夏横城黄沙嘴至花马池近四百里长城（亦称河东边墙）废弃，改于边内重修所谓“深沟高垒”。管律在由他主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对这一举措提出疑义。他认为前抚臣余子俊所修筑的河东墙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为设关扼塞，用以阻止敌骑入犯；其二是把草场、水原之地，“筑之以内，使虏绝牧；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从而达到逼敌远遁的军事目的。历时四年，河东“深沟高垒”建成后，宁夏巡抚张文魁、兵部尚书兼三边总制唐龙等，以边防修成，为了节省草料费和喂养之劳，把戍守东边的骑兵裁撤，改用步兵沿沟垒巡守，谓之“摆边”。管律对这种改革提出猛烈评击。他认为河东近四百里边防，处处皆为敌骑入犯之途，如果一步一兵，需布兵十二万九千六百人，哪有这么多兵去“摆”呢？即使有，敌骑聚至，烽勇冲击，少数散布的步兵能当得住吗？这时再从边沿调兵，来得及吗？所以他尖锐的指出：“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无奇正、无应援，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士卒分散而气力单薄，悉难于节制矣。以五弊之谋，御方张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同时，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他还强烈要求当局，应竟快重新修复弃守多年的宁夏平虏守御千户所最北端要塞镇远关。他告诫守土军政官员：“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嘹，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宁夏北境半为虏有”。“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于内地，患不可量矣！”他进而提出自己的对策方案是：“求久安之计，先须修打硙口，为复镇远关之渐；次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不然，是垣户不设，欲思堂寝之安，庸可得乎？垣户一固，则沿河、沿山墩台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赖。”
　　在经济上，对于家乡的农商与民生，更是格外关心。他揭露了宁夏屯田之弊，大声疾呼而为民请命。他指出宁夏屯制原为“军三屯七”，但因后来战事日繁，屯丁归伍，加之劳役增多，人口流亡，“屯田半荒”，造成“户口半减于昔，此屯之弊极矣。”而人口虽然不断外流，田地因河崩沙压渐减，地亩连年下降，可是在册亩数却并不减少，“又征税于无影之田”，“人无以堪其苦，是故逋亡相踵”，最终使屯田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他再次警告当局：“宁夏捍御北虏，屏蔽中原，兵力悉出之五卫，”如果继续加重屯户负担，“临渴掘井”，人民“逋转以求生，固其情也”。如果内地人户为求生逃到敌方，夷狄若用“中国人”，危害就更大了。“宁夏之军，日渐散亡，万一失守，虽腹里数十万之兵亦将如之何哉？”此外，对于宁夏的粮草管理、盐法和土贡等制度他都有积极的建议，大多陆续被朝廷采纳实施。
　　另外，管律对于家乡人民一项特殊的贡献，莫过于他曾两度为纂修宁夏方志而出力，为塞上边荒地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地方文献，给家乡子孙后代留下一笔不可估价的精神财富。他自己的名字，也与志书一起载入史册，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