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汾阳)人,官至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是魏征之甥。从魏处获观所藏虞、褚书法,临习精勤,遂以善书名世。其书得于褚者为多。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其弟薛曜与之同一师承,但更纤细,是徽宗“瘦金体”的前源。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为《信行禅师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石已久佚。唯清代何绍基藏有宋孤本,现已流入日本。 唐代书家林立,众派纷呈,固然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唐代君主大多数能书,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世民(597-649),李渊之次子,对文化很重视,对书法大力提倡,如在“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书学右军,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右军。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可以称上古今帝王书法之冠。《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其存世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等。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声名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的书法。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为韩愈同姓叔父,官至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传世碑刻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心经》等。
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
唐代帝王善书者除唐太宗外,还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他是睿宗第三子,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工书法。唐玄宗工隶书、行书,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唐代的隶书成就远逊于汉隶,工于隶书的除唐太宗、徐浩外,还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隶书四大家。
李潮,杜甫的外甥,在唐开元年间以隶书享名。
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书法家有初唐的孙过庭及盛唐的张旭、怀素、贺知章等著名的书家。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
敬客为高宗时人,河东望族,史迹无考,以《王居士砖塔铭》而称于世。铭是高宗显庆元年,灵芝撰,敬客楷书,明万历年间出土,后石薄而裂为七,藏合阳县官库中。此铭王昶认为是石。当时翻刻很多。翁方纲说:“此刻书法全得褚意,唐揩之最精者。褚书之妙,乃在上通隶古,旁证欧、虞。后有作者,未免失冲和之度。此刻婉润秀整,虽已开后人法门,尚未失河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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