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的概念与表现
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所谓群体是指人的集合，包括家庭、朋友、单位、集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凝聚力外在表现于人们的个体动机行为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依从性乃至服从性上。世界上除某些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书本学习等少数事情外大多数事情不是说依靠个体或少数人力量就能做的，所以也就需要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是个性心理特征中的统一相应的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在意志过程中的“共同责任利益意识”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士气状态。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共同责权意识==凝聚力
自觉性与凝聚力的关系
一、过度的自觉性对凝聚力的影响不但是凝聚力形成后具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自觉性一旦形成也是具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它对凝聚力不仅可能是正面的作用，也存在着负面的作用的可能。这表现在：一方面能、责、权、利分配不公正公平缺乏诚信的状况下自觉性过低会影响凝聚力的健康形成，而另一方面过度的自觉性也会危害凝聚力。就过度自觉性来讲是因为群体成员高度自觉性的形成与建立是与高度的放权相统一的，而高度的放权又可能会形成各群体成员之间的妄自尊大、自行其是，最终反而会严重影响群体成员凝聚力的形成。
例如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就是一个 “高度放权”的企业，企业的上至经理下到基层员工，权力下放无不都到了极至。经理层在本部门的事都是一言九鼎。而基层员工也不“含糊”：员工上下班从没实行过“打卡制度”、向上层领导提意见上级必须及时回复、有权自己安排生产过程、有权否决和自己搭伙计干活的具体个人的聘用。这种高度的放权确实培养出了公司员工高度的自觉性，象摩托罗拉公司的员工常常能利用业余时间集合起来，讨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这种精神在如今东西方都提倡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是很少见的。公司员工工作的高度自觉性为公司曾带来过骄人的业绩：1994年，摩托罗拉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0％，把诺基亚和爱立信远远抛在后面。1995年1月，摩托罗拉公布的1994年业绩曾让华尔街的经济评论家们大跌眼镜：其总收入上升了31％，达到222亿美元，而利润则猛升了53％，达到16亿美元。但是，也就只是在1995年以后，摩托罗拉公司的业绩开始走下坡路，其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在从1994年的60％变成了1997年的34％，而现在又从原来的34％下降到20%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的权力下放给公司带来的决策困境与群体涣散。摩托罗拉公司经理们被公司的内部人称之为是些盛气凌人的家伙，他们既不与公司内部的技术部门合作，公司内部互相间还恶性竞争，象摩托罗拉的手机通讯部门就公然吃掉了同一公司的双向无线通讯部门。摩托罗拉内部各部门的明争暗斗使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健康发展，象半导体分部就老是不肯制造其他部门所需要的芯片；象无线设备分部老早就生产出了数字化设备，可无线电话分部直到很晚才造出配套的数字电话；还有摩托罗拉公司日本分部老早就要求就海外市场需求开发先进的数字技术，但是负责日本市场的200名工程师只钟情于模拟技术，任凭公司的经理怎么反对也无济于事，这种数字技术研究的延误使得摩托罗拉手机在亚洲市场上占有率从95年的四分之一下降到现今市场份额的3％。
二、权力的集中与下放
由上可知：权力的集中与下放是自觉性影响凝聚力的关键。群体中权力的集中与下放表现为群体组织中的专权与民主程度，群体组织中专权与民主就是一个矛盾，这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专权就会减弱民主，民主减弱就会使群体成员自觉性降低。象我国秦朝和隋朝两个时期皇权高度集中，固然是由此条件下创造了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两大宏伟工程，却也因此逼使民众揭竿而起埋葬了秦隋两大朝代。其次，要保证群体成员自觉性就需要民主放权，而民主放权就又会使群体倾向于失去组织控制。象西欧英国、法国的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都有一个从民主共和走向专制统治的经历。英国民主共和国和法国民主共和国的建立都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打击王军的积极主动性，敲响了封建王权的丧钟。但是，由于过度民主造成的国家内部各阶层间不可调和利益的冲突、混乱，又不可避免地促使英国历史走向克伦威尔专制、使法国历史走向拿破仑帝国统治。这种矫枉过正的结果说明了民主往往是潮流，而专权又往往是现实的需要。
三、自觉性基础上产生的凝聚力更为牢固
虽然凝聚力的产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如果没有群体成员自觉自愿执行群体任务这种自觉性的形成，则群体成员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这种凝聚力的形成起码是很困难的。例如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由于参军参战都具有被迫的性质，所以士兵自己往往根本没有执行战斗任务的自觉性。一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中的师长，在被解放军俘虏后就交待说：“从战术上讲，虽然我师在被包围前还有可能逃脱，但由于部队一旦撤离阵地，士兵就会四散奔逃，所以只有固守待毙”。
那么我们既要建立巩固已有的自觉性，又怎么保障已有的自觉性甚至过度的自觉性向凝聚力的健康过渡呢？这种过渡的机制也就是公平诚信机制与群体目标引导机制，其中公平诚信机制是群体目标引导机制的基础。
四、诚信与公平
诚信机制是指在社会群体内部活动中那些奖诚罚诈的机制。比如下面例子中就“逃票”建立的国家信用档案的方式就是一种诚信机制：
从中国留学生德国逃票看国人诚信意识的培养
欧洲某些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没有检票员，甚至连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一位中国留学生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他很乐意不用买票而坐车到处溜达，在留学的几年期间，他一共因逃票被抓了三次。他毕业后，试图在当地寻找工作。他向许多跨国大公司投了自己的资料，因为他知道这些公司都在积极地开发亚太市场，可都被拒绝了，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中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了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下面的一段对话很令人玩味。“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三次乘公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个。但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了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吗那么较真？以后改还不行？”“不、不，先生。此事证明了两点：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擅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靠信任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人会冒这个险的”。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一个群体要有公平的机制，群体领导要有公平的素质才能获得群体成员的信赖与服从。公平不仅是指公平机制和领导个人赏罚的公正，还是指群体各阶层人员互相之间的道德诚信品格。领导以诚实无欺的态度和赏罚公平的素质来对待群体人员，而群体人员又能以忠诚忠实的态度给予回应。这样，才能使群体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避免造成欺上瞒下甚至互相猜疑的风气。否则，群体内部互相之间无诚信可言，那么群体内部之间在共进退时的所谓公平就难能获得信任。所以说，诚信是公平的基础，有诚信则公平存，无诚信则公平亡。
五、公平与平等
以“水温”和“权力”相比较而言，水在液体状态时它还是处于凝聚趋势大于扩散趋势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一旦超过100度的“沸点”，水的扩散趋势就会大于凝聚趋势。所谓权力实际上就相当于“温度”， 温度的高低调适了水趋向于汽化还是液化的状态，而权力的集中与下放则调适了群体是趋向于凝聚力状态还是趋向于自觉松散的状态。那么就如水的沸点一样权力调节的临界点是什么呢？这一权力调节的关键就是“群体目标引导机制”。
所谓目标引导机制是指给予目标任务完成执行者特别是优异者高度的奖励与待遇的机制。就比较中外两次大航海来说，西方人的大航海首先是受利益的趋使具有行为的自觉性，其次航海者又有严格保护货主货物以及恪守按股权分红的传统，而最后航海者本身又是最获利的，就是这种群体目标引导的机制促使西方大航海能走遍全球；郑和远航首先纯粹是明朝廷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而与航海者本人的利益无关，其次则是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最后即使赚回的珠宝又都被皇亲贵戚所占据，缺乏对航海者、投资者甚至国库的公平分配与补偿，所以虽经郑和二十八年七下西洋，到后世仍然是难以再震雄风。
相对平等的制度与领导是群体成员愿意依赖、信赖与服从于群体任务目标的前提。就国家来讲，若不能达到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就可能会导致革命，象上个世纪初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统治阶层和有产阶级对民众的过度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极端不平等。但所谓公平诚信基础上的群体目标引导机制并不是专指绝对平等的追求，它主要还是指一种在相对公平基础上引导自觉性向凝聚力转化的一种机制。比如我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采用“爵禄取自于军功”的国策，而这正是我国自秦至清各朝代各个强大军队能够形成的重要原因。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
渐渐”的可怕 (作者：壮丁)
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位台湾医生讲述的：
有一次我收治了一位病人。这位病人在台北开了一家餐馆，据说生意不错。在治病期间，他与我大谈自己的“酒店业经营理念”。谈着谈着，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人经营的是色情酒店。不但如此，他还得意地自夸旗下的女将清一色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大学生怎么会从事色情陪酒行业？我虽然厌恶，却也有些好奇。
“其实很简单，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大专以上文化学历的女会计。”
“哦，原来你刊登虚假广告，诱骗应征少女！”
“错。”这位病人神秘的笑到，“我确确实实是招会计，而且付给会计的薪水比其他酒店还要高。但是，每一位小姐来应聘时，我就很明白的告诉她：我们这里有色情陪酒，但不强迫——你拿会计的薪水，就只用做会计的工作。”
“那就领薪水，好好的做会计工作啊。”我说。
“不错，一开始她会只做会计。不过日子久了，与里面端盘子的小姐熟了，大家都一样是大专毕业的，好沟通。酒店生意忙时，帮着端个盘子，送送酒，也是常有的事。”
“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小姐：你看，当会计领一万两千元薪水，端盘子送酒的薪水是两万四。况且端盘子又不陪客人，不是什么坏事。反正你都常常端盘子了，为什么不干脆领两万四！？这样说几次，小姐就有些动摇了。是啊，同样都是工作，为什么不领两万四呢？”
“酒店的规定是：端盘子的小姐不准坐下来陪客人喝酒，这样才和坐台小姐有区别。可是日子久了，客人都熟了，也会要求小姐意思意思，喝杯酒。开头，小姐总是不愿意，后来推托不掉，就喝两杯——当然是站着喝。”
“一开始喝酒就好办了！站着喝薪水是两万四，坐着喝是四万八——客人给的小费还不包括在内。同样都是大专毕业，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少？这时，就会有人劝她：人都在里面了外面人谁会知道你是端盘子的还是坐台的。再说，你要真想保持清白，不合客人出场就行了。陪客人喝喝酒，就算在社会上的交际应酬，也是常有的事啊。”
“于是就坐下来当坐台小姐。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规规矩矩喝酒，不会陪客人出场。但是这一行竞争相当激烈。慢慢的，小姐就觉得四万八的薪水也不够用了。于是就挑看的顺眼的客人，跟着出去。”
“时间长了，有时会被客人占便宜，哭哭啼啼的，但过一阵子就好了。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一旦狠下心来做，往往更敢做，做得更利落，客人喜欢，我也得意——这都是两厢情愿的事。”
病人眯着眼，停了一下说：“我从来没有强迫过别人，也从来不担心找不到小姐——反正这个环境会慢慢改变她们，直至她们根本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原来的样子……”
我越听，眼睛睁得越大，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不疾不徐的琐碎里，竟也有血肉飞溅的惊心动魄！
酒店老板之所以能“诱良为倡”，就在于其建立的负面的群体目标引导机制能诱使大学生将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与酒店目标联系起来。所以，公平诚信机制中的公平并不指单纯的平等，主要还是指在诚信体制环境下那种能将个人动机与整体目标相统一的机制。
总之，促使士气向凝聚力发展的不是高度的自觉性，只能是不影响凝聚力形成的适度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的调适就在于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以“群体目标引导机制”为手段的权力集中与下放程度上。而为保证在自觉性基础上凝聚力的形成，还应在自觉性提高的过程中辅之以凝聚力形成的各项因素，即加强整体配合效能的建设与群体成员归属心理的影响与教育。
整体配合效能
整体配合效能是指群体成员实施整体配合的效率和能力。从士气的内在表现来讲，行动依据是士气来源方的中层次级别的信心状态，它表现为在行动过程中群体成员对实施整体配合的效率和能力的认知、情绪和意识的相应统一。《孙子兵法》军争中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里的“治（严整）”与“静（肃静）”就是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具有整体配合效能的典型表现。群体成员整体配合的效能是在群体成员整体配合能力的基础上，通过首脑机关的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而实现的。同时，在这一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中，由于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为保障，才能使首脑机关和群体中各部分真正实施和完成其整体配合的企图。所以，整体配合的效能可分为整体配合能力、组织控制效能、物质条件完备效能三个方面。
归属心理
归属心理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某一团体、群体的认同程度。从士气的内在表现来讲，归属心理是中层次的态度状态，它表现为对涉及某一特定群体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相应统一，其典型表现为人们对某社会群体及其个人的亲近、爱护甚至热爱的情感倾向。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如果他们对相应群体缺乏高度的归属心理，则就很难使其产生为这一群体事业而付出牺牲的精神。例如1942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于马来西亚击溃英军后，集结攻打英军的新加坡要塞。1954年2月11日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大将用飞机向兵力多于他两倍，而且武器精良、有充足的粮食和库存饮水的英国守军散发投降书。英军此时已经是被日军吓破了胆，兵无斗志，失败情绪浓厚，大敌当前许多官兵还在大吃大喝地及时行乐。大部分英军官兵当时在内心事实上已经是丝毫不愿意与日军打仗，有一个英军军官甚至还用粉笔在一个大饭店的墙上写道：“英国人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那个混蛋要就归谁”。1942年2月15日，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新加坡这个举世闻名的“狮子之城”就这样被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
英军官兵这种精神状况在二次大战中的其它战场是很少有的，即使是在迫临英国存亡的“不列颠之战”，英国空军仍然以弱小的空军实力击退了德国航空兵团的进攻。守卫新加坡的英军之表现之所以会如此差劲，则是由于英国长期对外实施殖民主义政策，殖民地英军官兵在思想中没有在思想意识上将抗击日军纳入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根本不愿意为坚守非英国本土的新加坡拚命。所以说：“心中有爱才会有德”，没有在共同目标利益基础上的“爱心”的培养，是不会产生遵守道德的自觉性的。
归属心理按群体的大小和种类依次可分为：对亲属朋友的归属心理、对政治群体的归属心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心理等等。
如何提高团队凝聚力
群体成员凝聚力的来源在于群体成员的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对立统一。凝聚力的反面为影响群体协同配合的散漫性，散漫性具体表现为对权威的抵触、妄自尊大、甚至在群体行动中自行其是，但有时也具体表现为对权威或群体的盲从等这类行为上。凝聚力散漫性的原因可归之于过于自我、自大和自私三个方面。首先，过于自我是指群体成员实施群体责任目标的责任心自觉性虽然很强，但却只是一味地追求干好自己任务工作，而不能与他人很好地协同配合，这属于自觉性向凝聚力过渡的问题；其次，自大是指过于夸大自己的单位的作用而轻视群体的力量，这也就是凝聚力层次的骄傲心态；最后，自私是指群体成员只考虑自己的单位的愿望和近期要求，而不为整体和长远的目标着想，这也就是凝聚力层次的焦躁心态。例如1523年6月14日，德国西南部土瓦本地区的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在“新教兄弟会”的领导下愤而起来造反。由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皇帝把各个诸侯国的精锐兵力抽去占领意大利，所以土瓦本地区的诸侯贵族在军事实力空虚的情况下，不得不先答应农民军的全部要求。但当农民军放下武器回到家园后，贵族们便又乘机出兵镇压农民军战士。于是农民们愤怒之下，集结了四、五万人准备向诸侯贵族发起总攻。这时贵族们又甩出要求谈判的老技俩，农民军虽然已不相信贵族，但由于春耕季节已经来临，农民们都想早日结束战争回家种地，所以只得坐下来谈判。离谈判日期只有两天时，封建主雇佣的雇佣军便向农民军猛扑过来，但却遭到农民军更坚强的抗击和围攻，封建贵族们见势只得不情愿地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协定书签订后，许多农民军战士没等去谈判的起义领袖回来便一哄而散，纷纷地回去准备春耕。于是封建主的雇佣军便背信弃义又一次乘机反攻，对已分散回家的农民军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从而使历时一年多的土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终于失败。
在这一例子中，土瓦本的起义农民虽然具有共同努力以摆脱封建压迫的愿望，且他们明知封建主是不会守信义的，但是由于他们急于“春耕”的焦躁心理，促使他们宁愿去相信与封建主的一纸协议。
由上可知，就骄傲和焦躁心态的产生来说，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是对立的关系，但就士气的产生来讲这两者又是统一的互相依赖关系，在又对立又统一的状况下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必须相等，若整体配合效能与归属心理不相等从理论上说就不会产生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就象机器的按纽、灯泡的开关一样，是触发等值的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相结合形成群体凝聚力的意志过程。这正如《孙子兵法.九地》中所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可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并不是利益心理中的社会利益心理，虽然他们两者都是在共同利益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社会利益心理的建立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一旦形成具有稳定性；而“共同责任权益意识”的建立则是一种意志过程，是一种触发的暂时结果。
与社会利益心理的稳定性相反，正因为“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只是附合于现实共同利益而产生的，所以一般来说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具有很大的投机性。比如三国时期，曹袁交兵，袁绍的儿子袁尚、袁熙兵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正害怕曹操乘胜来攻，于是便接纳二袁以协助其抵御曹军。曹操料到二袁非公孙康所能驭服，采用了隔岸观火的策略，对公孙康有意不动兵力。公孙康见曹操对已无进攻之意，使得其自己反倒又怕二袁反过来吞并自己。于是便假设宴席，杀死了袁氏兄弟，并将二袁头颅送给曹操表示臣服。
“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具有投机性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牢固长远的基础，而激发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较为牢固长远的基础在于将群体行动的目标与群体成员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或者是将群体成员的利益与群体总的根本目标利益联系起来。所以，“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原则上还是要以群体成员在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基础上实现自觉自醒，实际上也就是以其“社会利益心理”为根基。例如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参军参战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都自动自觉认识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保卫自己从贵族地主手中分得的财产和土地。
再比如一个股权分配制的例子，这一例子说明了怎么样在经济领域建立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
曾是美国首富的石油大王保罗盖蒂，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家里耕作着一大片收成很差的旱田。有时为了挖水井，田里会冒出黑浓的液体，后来才知道是石油。于是，水井变油田，旱田变油田，保罗盖蒂开始雇工开采起石油来。
保罗盖蒂没事便到各油井巡视，每次都看到有浪费现象且有闲人游逛，他总要把工头找来，要求消除浪费和闲人。然而，等下次再去时，浪费现象和闲人依然存在。保罗盖蒂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我不常来，都看得出浪费和闲人，而那些工头天天在此，却视而不见？而我再三告知，为何始终不见改善呢？
后来，保罗盖蒂遇到一位管理学家，便向他请教：专家一句话点醒了保罗盖蒂。他说：“那是你自己的油田。”保罗盖蒂醒悟了，立即召来各工头，向他们宣布：“从此油井交给各位负责经营，收益的25%由各位全权支配。”
从此，保罗盖蒂再到油井去巡视时，发现不仅浪费现象和闲人绝迹而且产量大幅增加。于是他也依约行事。由于如此高效率的经营，他才在后来的兼并风潮中未被收购，反而兼并了许多经营不善的油井，建成了自己的石油王国。
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虽然主要是群体成员在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建立基础上自觉自醒的结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人的行为榜样、外界宣传感化的影响。
一、行为榜样对“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影响
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他就会尽量与群体融为一体，而不再是独立思考的个人，而这时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也就不断受到各种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兵败如山倒”这一俗语中所表现的战争现象，往往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惊慌失措的败退倾向，连锁地引起了军队中其它各个部分的整体性溃退的结果。
正面性的行为榜样传达了一种不仅应该做到，而且肯定能够做到的信息，这种言传身教，是那种仅仅靠讲大道理的效果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中国海军某潜艇部队地处海岛，条件艰苦，大部分军人不安心。部队党支部用部队的荣誉史进行热爱海岛、热爱潜艇的教育，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他们请“老潜艇”讲开创某潜艇支队的创业史，发展史和荣誉史，教育军人安心服役。结果大多数军人由此感到在海岛当兵，在潜艇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大大激发了战士们的政治责任感。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有道理的。
真理往往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的行为往往只是在随大流或者是跟随权威，而没有经过仔细的独立思考。实验研究表明，当实验时使用的刺激越暧昧不明，群体压力所引起的从众行为倾向越强。如果群体的意见分歧很大，个别坚持正确观点的人所承担的群体压力就越大。但是，这种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如果受到某个权威性成员特别是某个领导人支持的话，就会增强力量，坚定信心。心理学家阿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假被试中有一个人支持真正的被试时，在真正的被试者中只有5.5%的人才产生从众行为。在所有假被试都不给予支持的情况下，被试者产生的从众行为产生率高达37%。可见，群体信息的一致性，是导致从众行为的一个原因。
二、思想教育对“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影响
心理学家科内尔证明人们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校、社会团体对人们自小进行思想灌输和社会教育的结果，而与父母的意见，家庭出身有很少的关系，所以通过教育感化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是可能的。对群体成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包括：对群体成员的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等等。
1、爱国主义教育
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加强群体成员对本国家、民族的热爱，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现状的认识，从而使群体成员对国家民族的利益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但由于对如何“爱国”的教育内容的区别，则就可能使群体成员对群体行动中履行爱国义务的方式方法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二次大战时，德日意法西斯以沙文主义思想教育其国民，培养他们的民族优越优越感和对其它民族的蔑视心理，从而在国民和军队中创造出了一批战争狂热分子；相反，由于许多被德意日侵略的国家及时对其国民进行了反侵略、反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等方面的教育，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坚定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所以，教育的内容不同，对群体以何种思想与行为方式来爱国会产生很大影响。
2、阶级教育
在国内革命运动中，必须用进步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武装群众，才能激发军队和民众的士气和使命感。比如在解放战争战争时期，解放军自1947年11月起，利用战争的间隙，用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教育部队，从而使广大指战员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由此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而战斗的觉悟，增强了部队官兵的革命斗志。
再比如，在苏联小说《铁流》中有这样一段细节叙述。在这一细节中，描述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部分红军官兵为了与红军主力会合而进行长征。在连续行军和烈日曝晒下，红军战士无不精疲力竭，行军队伍慢慢散乱松弛，但此时如果不迅速行军，就不能及时赶到前面去突破白军未筑好的阵地，从而丧失突破白军堵截包围的良好机会。正在此时，行军路旁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些遍体麟伤的工人弟兄们的尸体，原来这是白匪为恐吓红军官兵而专门设置的。红军指挥员郭如鹤见此情形，断然命令一队队士兵逐次整队观看白匪军的暴行，借此激发他们对白匪的仇恨。从而，使得这支红军队伍在誓死复仇的心理支配下，得以用急骤的速度前进，出敌不意地一举击溃了设置工事准备堵截的白军。
3、集体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中最普遍的内容是纪律教育，就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邱少云烈士之所以能忍受烈火烧身的痛苦而不暴露部队埋伏目标，不仅仅在于他有保家卫国的信念，而且还在于部队严格的纪律教育的结果。但集体主义教育的内容不仅仅是纪律教育，更主要的还是对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所具有共同责任与利益的认识教育。例如公元23年王莽篡汉时期，绿林起义军主力被王莽派军包围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等人被派到定陵、郾城搬兵求援。当时，由于两城将领贪图两城里的财富享乐，所以只愿意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解救昆阳。这时刘秀便奉劝两城将领说：“如果能击破敌军，大功告成，得到的财富会比现在多上万倍；但如果敌军占领昆阳后，就会顺势把我们也击败，那我们连脑袋都保不住，还要这些财富有何用呢？”定陵、郾城两城将领听了他的分析，觉得有道理。于是，刘秀便率领两城兵力约一万人迅速解救了昆阳之围，取得了推翻王莽王朝的决定性胜利。
4、道德伦理教育
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道德伦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在思想上明白：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比如儒家学说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是教导国人忠于君王、孝顺父母的道理；而象印度教“婆罗门是由梵天的口生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别由梵天的双臂、两腿及足下生出”的教义则是印度种姓制度的基础。再比如下面这个故事则说明了道德规范的教育对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一位美国人在以色列做了一个实验。他随便在一群以色列孩子中找了三个孩子：一个十岁的女孩，一个八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六岁的女孩。
美国人拿出一只玻璃瓶子，瓶肚很大，瓶口很小。三只刚能通过瓶口的小球正躺在瓶底，小球上各系一根丝绳。他对三个孩子说：“都说以你们色列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现在我要试一试。”三个以色列孩子露出紧张惶恐的神色。
他宣布游戏规则：“这三个小球分别代表你们三个人。这个瓶子代表一口干井。你们正在井里玩。突然，干井冒出水来，水涨得很快，你们必须赶快逃命。记住，我数七下，也就是七秒钟，如果你们有谁在我数完七下还没有逃出来，谁就会被淹死在井里了。
美国人做出一个表示开始的手势。只见那大约六岁的女孩很快从瓶里拉出了自己的球；接下来是那个八岁的男孩，他先是看了一眼比自己大的女孩，接着迅速地将自己的球拉出瓶口；最后是那个十岁的女孩，从容又轻捷。全部时间不到五秒。
美国人惊呆了。他先问那个小男孩：“你为什么不争先逃命？”
小男孩摆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手指着那个最小的女孩说：“她最小，我应当让她呀！”
他又问那个十岁的女孩，女孩说：“三个人中我最大，我是姐姐，应该最后离开。”美国人又问：“那你就不怕自己被淹死？”
女孩答道：“淹死我，也不能淹死弟弟妹妹。”
美国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说他在许多国家试过这种游戏，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孩子能够这样完成它，他们争先恐后，互不相让……
犹太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特别是近代二次大战时期，有将近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实施了有计划的恶意的屠杀。由于有近两千年颠沛流离，在居住国被歧视、被压迫、被屠杀的经历，加深了犹太民族的危机意识，巩固形成了他们民族的道德伦理意识。
伦理道德对于社会具有正负两面的作用，其正方面的作用是创造了秩序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象中国封建社会君王的“立嫡以长”的制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其往往也会严重阻止社会历史的进步，象岳飞的忠君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都反映了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社会悲剧。
思想教育最良好的方法不是在于简单地去灌输某种思想观点的结果，而在于用充分的相关的信息知识去供其去自我分析而得出相应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奇曾以耶鲁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对天主教的态度进行实验研究。这些大学生本来都不信天主教，实验者硬要他们写“支持天主教”的文章，共分四个组：第一组被试写文章可以自由选择材料；第二组被试必须按规定写，不得自由选择；第三组必须着重考虑文章的内容；第四组被试必须着重考虑文章的结构和语法。在各组都写出文章后，实验者再分别问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并分析与比较他们前后态度有无转变。结果表明，自由选择材料和注意文章内容组的被试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相信天主教了，而其他两组的变化不大。
三、利益制约程序对“共同责任权益意识”影响
在人们的行为榜样以及外界宣传感化仍不能激发群体凝聚力的状况下，则就需要启动利益制约程序。利益补充程序和利益制约程序共称为利益调节体系，利益补充程序致力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愿望，但很多需要和愿望是无法满足或不能满足的，如下图：
如果在实际需要不能满足或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单纯利用利益补充系统，则就很难使个人产生高度的自觉性。这样，既不能通过满足其需要来维持其执行群体任务的自觉性，则就只有通过压制或破坏其产生越轨愿望的利益基础，从而迫使其产生与其责任任务相应的凝聚力。利益制约的程序可观下图：
1、利益压制
利益制约程序包括利益压制和利益破坏两种。利益压制是指对个人易于产生越轨愿望的利益基础给予胁迫监控，从而逼使其产生与完成一定的群体任务相应的凝聚力。利益压制主要是通过行动纪律和社会惩罚两种形式来完成。例如苏军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前期，德国“中央”集团军舍涅尔元帅起草的一份不公开名字的、向德军宣读并散发的传单中说“现在已面临生死关头，我们绝不怕死。死亡，在每个人生下的时候就注定就要来临的。到战场上去拚搏吧！如果你作了俘虏，就会被俄国人杀死；如果你逃往后方，就会被自己人杀死；如果你逃到俄国人一方，你全家都会被杀死。现在只有一条路，冲向敌人！”这一传单中“被自己人杀死”是指军事纪律；而“你全家都会被杀死”则是指社会性惩罚。
利益压制有其残酷性，之所以会有人用，就在于其有效性。
例如我国南北朝时期，刘宋国弘农太守柳元景奉命率军讨伐北魏。北魏由鲜卑人建立，对其统治下的中国北方汉民采取歧视压迫的政策。当柳元景指使宋将庞法起、薛安都等将军围攻北魏所属的陕城，久攻不下时。北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领一支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二万军队，渡过淆水，猛然攻击宋军，逼使宋军节节败退。亏得宋勇将薛安都带头杀入敌阵，才阻住了魏军的攻势。但是自此后魏军进攻仍不显颓势，与宋军从中午战到日暮，仍然是难分胜负。只是由于当时宋军正巧有生力军赶到，张是连提的北魏军队才不得不主动退去。第二天，宋军集中优势兵力，采用一部分宋军正面吸引张是连提的魏军，另一部分宋军从侧面突出奇兵的战术，才杀死魏将张是连提，杀死杀伤魏军将卒三千余人，俘虏二千余人，接着又乘势攻下陕城。胜利后的第二天，主将柳元景来到陕城，责备投降的汉人魏兵说：“你们都是中国人，但却拚死卖力地给鲜卑人打仗，非等到势穷力竭了才投降，这究竟是为什么？”投降的汉人魏兵都回答说：“鲜卑人驱赶我们汉民当兵，在战场上我们汉民士兵只要稍有后退，鲜卑人就要将汉兵家里满门抄斩；而且鲜卑人用骑兵在战场后监阵，汉人士兵往往还没打仗就死于鲜卑人的马蹄下。这些事情，都是将军亲眼所见，所以请求将军能原谅我们！”柳元景听后，不愿多杀无辜，将投降的降卒都给予了释放。
在这一战例中，魏军中的士兵作为汉民虽然不满鲜卑人的歧视和压迫，但他们仍然与宋军拚死作战，其原因就在于鲜卑人用纪律和社会连带惩罚的制度对汉人的生命，乃至汉人家属的生命进行利益压制，从而迫使其产生与宋军作战的凝聚力的缘故。
在上例中鲜卑人使用的连带制度历史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如果制度规定某群体成员与其它成员承担连带责任（风险）的情况下，那么这部分人群也就获得了监督他人的名义与权利，而人群中这种相互监督的作用，进而会迫使群体成员间凝聚力的形成。即使到现代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基于个人责任去实施法律追究，所以才会有儿童犯法监护人要负法律责任，企业的所有者必须对企业雇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等等之类的法律规定。需要强调的是：连带制度将防止个人过错的发生变成集体的责任，从而大大减少的管理成本，在历史上正是因为实行了连坐制度政府官员在汉朝、唐朝都维持在10多万名，而从宋朝以后进一步锐减到3万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会超过8万人。这些都说明了连带制度对于管理实施的有效性。
2、利益破坏
利益破坏是指对个人易于产生越轨愿望的利益基础给予破坏，只给个人留下可以产生规定愿望的利益基础，从而逼使其产生与完成一定的群体任务相应的凝聚力。例如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就是将个人易于产生逃跑愿望的途径和条件给予破坏，只给个人留下通过完成军事任务死里逃生的途径，从而逼使其部队官兵产生了与完成一定的军事任务相应的凝聚力。
再例如，东汉汉桓帝时，长沙零陵一带土匪猖獗，汉桓帝特召度尚为荆州刺史，企望他能平定匪患。度尚上任后，招募荆州一带的穷苦蛮夷人组成军队，通过悬赏杀敌，接连平定了三个土匪寨营，使士卒们由此夺得了很多珍宝。大土匪卜阳、潘鸿等见势不妙，便收集力量退居深山。度尚当然还是准备要彻底消灭这一部分巨匪，但当时眼看其所招募来的士卒已是珍宝满囊，骄富志馁。于是度尚便骗他们说：“卜阳、潘鸿已做了许多年的土匪，能战善守，而且敌众我寡，不能轻进，所以，我打算调集诸郡兵马来后再全力消灭土匪。现在你们可以先出外去游猎，等到诸郡兵马到齐时再大举进剿”。士卒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便倾营出去射猎为乐。度尚借机便密令心腹将士在营中暗地纵火，等到士卒们射猎归来，他们留在营中的珍宝早已化为灰烬。士卒们见此无不痛心疾首，度尚这时便故意先责备自己疏于防范，让土匪烧了营寨，接着便向士卒们说：“卜阳、潘鸿两个大土匪的财宝多如山积，如果你们努力将他们消灭，那么你们将得到比原来多十倍的财富。现在这些小小的损失，又何必挂在心上呢！”士卒们听后便又都踊跃起来，表示自己愿意听令去攻击匪营，度尚于是便叫士卒们先吃好饭、喂饱马，第二天一早，便出其不意地驰抵土匪营寨。土匪们怆惶之间来不及抵抗，被度尚率军一举歼灭。
在这一例子中，度尚烧毁了士卒们过多的珍宝，逼使士卒将不愿意再为珍宝去冒险的意愿还原成去夺取更多珍宝的意愿，从而又重新使士卒们产生了消灭土匪的凝聚力。
利益破坏不仅包括现实物质上的破坏，还包括对制度上的破坏。比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和工厂的“大锅饭”体制，促成了“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不出力，上班干私活”等社会怪现象，是造成当时国民经济滑坡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工厂实行了计件工资、产品成本质量与个人工资奖励挂钩等政策，从而打碎了平均主义制度、打烂了好逸恶劳者的保护伞，这样才使得国民经济发展走上了正轨。
四、利益制约与利益补充的关系
利益补充应补充人们正当合理的需要，而利益制约则应制约人们不正当不合理的需要。利益补充通过赋予责任、授予权力、利益补充的统一来激发人们的自觉性，而利益制约则通过要求义务、约束权力和利益制约的统一来促使凝聚力的形成。有些利益补充在暂时看来虽然是属于正当合理的，但由于这些利益补充对长期群体行动的有害性，从而也就变得不正当不合理。例如法国拿破仑率军攻入莫斯科后纵兵抢掠，这个政策虽然对法军士兵来说是一种艰苦战争的补偿，但法国士兵在由此得到过多财物后，都因顾惜财物而顾惜生命，从而成为拿破仑俄国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利益补充不仅仅应考虑群体行动的近期目标，还应考虑群体行动的远期目标，否则反倒会降低个人执行群体任务的士气，利益破坏程序亦然。
五、利益制约与教育、行为榜样的关系
利益制约与教育、行为榜样的关系在实际操作中表现为强制与劝导的区别，可以用劝导的则不宜用强制，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会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犯错误。比如我国有一位长跑教练，他的女儿小时他就觉得他女儿有长跑的天赋，就有意从小进行培养，每天对其女儿进行强制的长跑训练。女儿稍大后对其长跑训练产生了抵触情绪，训练也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可教练还是不甘心，有一次竟骗其女儿说是出去旅游，而到最后实际上去参加比赛，这更引起其女儿强烈不满，自此以后教练再也不敢和女儿谈训练跑步的事了。但是最后结果让其没想到的是：他的女儿在上大学时竟然报名上的是体育学院学的是长跑，当这位高兴的父亲问女儿为什么又要学长跑时，可他女儿说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实际上，他女儿实际上不是不喜欢长跑，只是不喜欢他那种强制的训练方法罢了。
总之，群体成员在将自己归属于某群体，并且群体成员又具有在群体行动中实施行动的整体配合效能，那么群体在群体成员共同目标利益的激发下便能产生出群体内部相应的凝聚力。就“共同责任权益意识”来说，首先，群体成员的“共同责任权益意识”主要是群体成员在社会道德利益基础上自觉自醒的结果；其次，如果群体成员不能自觉自醒的情况下，则就需要通过行为榜样和适当的教育来加以改变或形成，这些行为榜样和教育也就是现在企业界提倡的企业文化；最终，在人们的行为榜样以及外界宣传感化仍不能激发群体凝聚力的状况下，则启动利益制约程序又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