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②

金文明，编审，市人，1936年生，毕业于中文系。曾任《》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现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月刊编委。
　　金文明父母皆文盲，早年丧父，自幼家境困难，免费就读教会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考入灵粮中学（即今沪西中学），无力支付学费，要求减免学费未果，遂失学在家四年，大量阅读旧体小说、志怪笔记，因学过绘画，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凭借“人民奖学金”考入育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第一师范（中专），得遇著名学者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主编），时为金文明语文任课老师，自兹影响金文明一生。
　　早年酷爱古典诗词，曾师从著名词学前辈胡云翼先生，终身服膺其严谨治学的精神。中年转攻《春秋左氏传》，兼及音韵训诂文学，于清代朴学中高邮王氏父子，桐城马瑞辰，瑞安孙诒让诸家尤致意焉。现代文学则散文，话剧，传记，诗歌，小说无所不窥，尤喜关心民瘼，切中时弊之杂文，近贤佳作，讽诵殆遍，独推鲁迅先生为第一圣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主要著述有《金石录校证》《语林拾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等。
　　金文明因为公开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差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他是在炒作，有人赞扬他的严谨治学的作风。而余秋雨先生对此异常的恼怒和辩解更是引起众说风云。
　　附1：
　　金文明：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
　　文/陈海妮
　　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于6月18日开始正式发行，因为其作者金文明“揪”出了余秋雨散文中130多处文史差错，使该书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效应。自然也有不少人心中暗暗称奇——据说金文明只花了3个月时间将该书一蹴而就，如此短的时间他怎么来得及将诸多文史知识一一考证？当代作家几许，金文明又为何偏偏“专研”余秋雨的作品？记者采访了现居上海的金文明。
　　爱之深关之切
　　金文明说，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就深深喜欢上了，他认为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非常合从事了几十年古代文学历史研究的自己的口味，于是只要是余秋雨的文章，他全都找来细细研读，当成美文欣赏品味，直到有一天，金文明发现了一个“不妥之处”——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十万进士》一文中写到“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有着深厚古文学功底的金文明记得“致仕”一词是“告老还乡”的意思，用在这句话里显然是意思反了，为了保险起见，金文明立刻查阅了《辞海》，证实了自己的发现。从此以后，金文明脑子里就多了一根筋，读起余秋雨的文章来也就更加仔细了。凡事就怕较真，金文明这一较真，就陆陆续续“咬”出了余秋雨的不少文史差错，每发现一个，金文明就用小卡片记录在案。身为《咬文嚼字》月刊的编辑，金文明几次将自己的发现刊发在《咬文嚼字》上，并将刊物寄给余秋雨，可惜没有得到余秋雨本人的任何反馈，只收到其助手金克林的来信，告知《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余秋雨先生寄这本刊物了”。余秋雨这种和其他被“咬”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使金文明意识到，自己的考辨是不受欢迎的。
　　金文明的“咬文嚼字”没有引起余秋雨的重视，却在读者中得到了反响，1998年末，一位名叫徐如顾的读者给《咬文嚼字》写了封信，语气极其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一段时间后，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见《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号）从墨尔本飞来，除了在纸上为自己的散文辩解之外，还写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秋雨此番观点无疑激怒了金文明，这位对古代文学怀有深厚感情的老先生，怎么也想不通，余秋雨作为一名大家，为何要如此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信心，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和谦逊一些呢？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金文明的怒火，甚至惹恼了文化圈子里一大批人，因为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未上市就遭遇盗版，书名为《霜天话语》，令余秋雨非常生气，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这样的措辞在金文明看来，无异于将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形容成了妨碍他打击盗版的绊脚石，犯了众怒，此事一时间成为文化圈的一件无人不晓的大事。金文明自然接受不了这样不恰当的比喻，虽然时至今日他说到此事时仍然忍不住拔高声调，但是当时的金文明的确还没有立下出书的决心。
　　对年轻人的爱护之情才是金文明出书“咬”余秋雨的最大动力。金文明并不想针对余秋雨本人，因此记录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也就是仅仅当自己的资料存着，但是一次朋友间的闲谈让金文明觉得，出书一举事不宜迟。
　　朋友告诉金文明，上海出过一本《余秋雨散文赏析》，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并未标明这是余秋雨的差错，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买了此书给学生上课，当说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驳正”，老师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这样一来，原本被纠正的错误再次走入了错误轨道。这让金文明好不心焦，他实在担心，很多文史知识会这样被以讹传讹。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小卡片公诸于众。
　　金文明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一些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当时他想，只要余秋雨改正了，这本书也就没必要出了。结果令金文明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金文明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稿。因此，金文明笑称，这本书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不完全差错考辨
　　“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是否出在《山海经》里？
　　考辨：各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没有这句话。
　　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吗？
　　考辨：不是。“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是唐代的道士，怎么轮得到他呢？
　　“洛西”能不能翻译成“洛水之西”？考辨：不能。洛水为东西流向的河水。只有洛北、洛南之称。就像上海的黄浦江自南向北而流，故有浦东、浦西之称，而没有浦南、浦北的说法。“洛西”指洛阳之西。
　　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的名字是“乐樽”还是“乐”？
　　考辨：古往今来的和尚哪有以“酒樽”为法名的。古代的文献和现代所有的权威工具书都作“乐”。
　　柳侯祠中的《荔子碑》是不是柳宗元手书的？考辨：不是。此碑为北宋苏轼所书。北宋隐士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和小孩？考辨：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想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
　　歌颂王安石变法的《巷议》十篇是不是李师中写的？
　　考辨：不是。应为吴孝宗所作。余秋雨“吴冠李戴”了。
　　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吗？
　　考辨：苏轼最后一个官职是“朝奉郎”，不是“舒州团练副使”。
　　“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两名诗的作者是苏轼还是苏辙？
　　考辨：这两句诗为苏辙所作，余秋雨先生把它拉到苏轼头上去了。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吗？考辨：不是。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不可能到岳阳来登楼作文。写作地点应在邓州。
　　朱权编过《神秘曲谱》吗？
　　考辨：朱权编撰的是《神奇秘谱》，不是余秋雨说的《神秘曲谱》。
　　托名“王敬轩”反对白话文的是刘半农吗？
　　考辨：不是。应是钱玄同。
　　附2：
　　秋雨“乐”了，大家笑了
　　金文明
　　在5月2日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作为综合素质评委的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引了一句古语“仁者乐山”，他把“乐”字念成了lè。据说有上万观众打电话提出批评：这个“乐”字应当读yào，念成lè是错误的。余秋雨则通过媒体作了辩解，他说：
　　古代的读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千多年前孔老先生的确提出的是“乐（yào）山乐（yào）水”，但二千多年过去，我们到底是拘泥于传统的文言，还是用现在的通用语言来读解？
　　“仁者乐山”的“乐”古音读yào，但我用现代语音读lè也没有错。
　　这种辩解自在我意料之中。余先生是不会转弯的，任何批评也是多余的。本是小事一桩，作点说明即可，但余先生偏要一“乐”到底，偷着“乐”也好，明着“乐”也罢，让余先生自得其“乐”吧。这里，我只能纯粹从语言的角度谈谈“仁者乐山”的“乐”究竟该怎么读。
　　大家知道，无论是古代或现代，“乐”字都有两种常见的用法：一是用作名词，义为“音乐”，读yuè；一是用作形容词，义为“快乐”，读lè。但“仁者乐山”的“乐”却有所不同。这句话见于《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说：智慧的人爱好水，仁德的人爱好山。两个“乐”字都是带宾语的动词，义为“喜好，爱好”。为了将这个“乐”字同前面两个常用的“乐”区别开来，大约从北宋开始，官修的韵书《广韵》就专门为它定了个“五教切”的读音，折合成今音就读yào。到了南宋时代，儒学大师朱熹又把这个规范读音写进了《论语集注》。由于朱熹在阐释儒家经典方面的权威地位，他的注音便广泛通行于全国，经过约定俗成，一直传承了下来。
　　关于《论语》里“仁者乐山”的“乐”字，其读音、意义和用法有没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有变，也有不变。所谓“变”，就是“五四”以后白话取代了文言，表示“喜好、爱好”的“乐”字，便不再作为活的语言因素通用于社会了。它只能以一个古义词的身份留存在历史的文献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喜好、爱好”和yào这个义项和音项，原因就在于此。所谓“不变”，就是说：如果你在阅读《论语》时遇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句话，需要对人们讲解或诵读，那么这个“乐”字就只能仍然解释为“喜好、爱好”，它的读音也只能仍然读作yào。这里没有什么古义、古音向今义、今音的转变，而是古今一贯，不得随意乱解乱读。如果有谁不知道这个传统的读音，而稀里糊涂地把“乐山乐水”的“乐”念成“快乐”的“乐”（lè），那就只能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笑大方了。
　　历代比较权威的韵书、字典和词典对于“乐”字“喜好、爱好”这个古义的读音是怎么记载的呢？从元代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民国年间的《国音字典》（1919年）、《中华新韵》（1941年）和《国语辞典》（1947年），一直到解放后修订的《辞源》（1979年）、《辞海》（1979年）和新编的《汉语大字典》（1987年）、《汉语大词典》（1989年）以及《现代汉语大词典》（2000年），可以说一无例外，都为“乐”字这一古代特有的动词义“喜好、爱好”专立了读yào的音项，而且没有哪一家说过yào也可以读作lè。由此可见，对于“仁者乐山”的“乐”，当代学术界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早已成为定论。余秋雨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强不知以为知，硬说自己读lè并没有错，显然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差错。余秋雨不是专攻语言的，读错一两个字，本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分明错了，却还要乌龟垫床脚——硬撑，还要编出一套理论来唬人，则让我觉得有点可怜。秋雨先生活得真累。
　　（原载于2006年第8期《咬文嚼字》月刊“语林漫步”）
　　附3：
　　金文明vs余秋雨
　　沪上资深编辑金文明与当红散文大家余秋雨之间的论战似乎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余秋雨以不屑于再谈此类话题的姿态，使这场刚刚开始的论战成为一场没有对手的城下叫喊。
　　争论的缘起十分简单，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又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的金文明，从一个余秋雨散文爱好者的角度，发现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错。写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希望余秋雨能够在以后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后来发现，余秋雨对批评的态度是公开拒绝，而这些错误并非一般的细节问题，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将近几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这本22万字的书共引用了170种古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
　　但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他认为金文明太夸张了。在余秋雨眼里，金文明所谓的大量错误，有的是他不理解死文字与活文字的关系；有的是他不清楚学术文化界的现状，把历史学家新的研究成果当作了“错误”；有的是金文明读书太少，把自己没有接触到的材料说成是毫无根据；余秋雨认为，像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纠缠真伪难辨的文史细节，对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一片茫然，心中没有大文化，对年轻人创造性思维损害太大。
　　本来这些话题也还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余秋雨话锋一转，借沪上已故著名出版家、杂文家罗竹风之口对金文明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被余秋雨称为“我的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做法十分不屑。认为偏离了学术探讨，是一种旁门左道，很不可取。郝铭鉴认为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有震撼力的，金文明的文史功底远在余秋雨之上，由于工作经历以及本身的刻苦努力，金文明是个稀有人才。当年筹办《咬文嚼字》是罗竹风同意请金文明做编委，并多次对郝铭鉴说金文明很有学问。余秋雨的反驳文章郝铭鉴连看了三遍，他认为文章本身很失分，余秋雨对自己的差错完全不认账，他的反驳气势汹汹，强词夺理，玩弄论战技巧，缺少文化人应有的虚怀若谷的气度。郝铭鉴说，余秋雨过去对《咬文嚼字》一直说好话，但2000年选咬12位作家后，那么多作家被咬，态度都很好，惟有余秋雨没有表态。在这篇反驳文章中，更是流露出了对咬嚼派的一种情绪。郝铭鉴说任何文化的消费过程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咬嚼是文化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咬嚼，文化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郜元宝在谈到金、余之争时说：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认为有比历史更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赵志伟说：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无补文化”的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是金文明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从金文明那拿到《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后认真研读了全书。他说金文明指出了100多处的“文史差错”，都是有根有据，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曲折有致。书中指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洛西”不等于“洛水之西”，“华阳亭”不能漏了一个“亭”字，《巷议》的作者是吴孝宗而不是李师中，吕洞宾是唐朝著名道士，不是道家始祖，化名“王敬轩”的是钱玄同而不是刘半农，《荔子碑》不是柳宗元的手迹，等等，都是提得对的。不过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比较简单，比如将李师中写成吴孝宗，显然是因为在宋魏泰的《东轩笔录》中有一条记李师中和吴孝宗两个人阿谀王安石的事，余先生将吴的事记在李身上了。李伟国说，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作太多的“考辨”，对方也不会“申辩”。
　　但李伟国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毕竟不同于文史学术论文，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可以探讨、补充，而不足深罪。比如关于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的问题，既然前人有两种说法，余秋雨先生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不是主流，将来在学术界甚至可能被彻底否定，现在余先生使用它，也不能说是大错。又比如说关于嵇康《广陵散》的传承问题，余秋雨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通常的说法，这种说法富有传奇色彩，自然经不起古今学者的学术推敲(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但作为文人的余先生借助这段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似无可厚非。范仲淹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却没有到过岳阳楼，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来看，他实在没有欲为此事做学术翻案文章的意思，而相反，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也没有铁证。
　　还有如叶昌炽误作“叶炽昌”之类，则是明显的编校差错。李伟国说，金文明的这本新作既然是对别人所出的差错的考辨，肯定会特别注意自己不要发生差错，但差错毕竟是难免的，除了金先生自己已经发现的“知识盲点”“任匡卫理斯”以外，李伟国也看到了几处编校的疏忽，如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以及排字形近而误之类。
　　李伟国认为，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人士和社会角色。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还出版过古籍整理著作，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劲，于是就有了“石破天惊”的“逗”和“咬”。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拥有数百万读者，享有较高声誉，他赞同一位先哲的说法，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现在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对于读书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参与讨论，从中获益。不过讨论要有良好的气氛，金先生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但好像已经有了过节，从金先生的书和见诸报端的各种谈话来看，其间有不少话也是多余的。
　　据了解，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最近已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买去了中文繁体字版权，金文明为这本繁体字本除增加了几篇文章外，将原先4000多字的序改换成一万多字。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一文(一万多字)也被转至台湾。这场争论是否会转移战场，不得而知，但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人，希望的是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散文大师，在为青少年普及文史知识的之前，首先为年轻人树立好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范。(余传诗)
　　——都是余秋雨自己的“身份定位”惹得祸，他的很多历史观都很有启发性，但是总是说对了开头，说到后面，就把“优秀”、“一流”和“最高”这一类的词往自己身上揽了。
　　——既然你要定位自己是“学者”、“学问家”这一类的心理头衔，而且在散文和各种言谈中也透着这种自我心理定位，并且有效的传达给了读者，那么就注定要在“咬嚼”方面下苦功夫咯，呵呵。
　　——当然，如果余秋雨只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作者，像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那样的作者——不是“作家”(作家这个头衔的政治性太强，也远非英语世界“writer”一词可以衡量的，严重阉割了中国文人的创造能力)，那么“虚怀若谷”这样的世俗枷锁，就根本套到身上来了，爱怎么写怎么写，尽可以随意挥洒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