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注音】:zhōnɡ ɡuó ,wǒ de yào shi diu1 le
【原文】: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释义】:诗歌。梁小斌作。1980年发表。“钥匙”象征青年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失去的青春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诗中通过“我”“寻找”钥匙的过程,体现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和思考。
---------------------作者后续文字:
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 ——梁小斌
〔南方都市报编者按〕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月25日,16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形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诗人梁小斌就其中“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点有感而发,重新审视了自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旧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79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10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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