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珩②

张天珩 （1916—1998）
　　张天珩在1916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县魏村一个望族家庭。1933年考入太原友仁中学读书，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书籍的影响后，即开始在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935年夏季， 在中共太原地下党的指示下，他组织了友仁中学的学生反封建会考的罢考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年他参加了太原的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张天珩在太原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山西的牺盟会的村政协助员的训练后，同年11月和其他青年一起被派到襄汾县农村去建立牺盟会组织，做抗日救亡民众动员工作。经过3个月的工作后，收到突出的效果，抗日呼声遍及全县，农民要求抗日，同时建立了牺盟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数千名会员。并且推荐了100多名优秀知识青年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习，成为新军骨干。1937年，张参加了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并被委派到山西夏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
　　1937年底，受山西地下党的指令，张天珩接受阎锡山的任命，担任了猗氏县（今山西省临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接管旧政权之后，一反旧官僚做派，张领导新的县政府马上全力投入全民抗日动员和战争准备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小县长”（因其年青个小，也号称“娃娃县长”）。1938年2月，日寇开始大举进攻晋南地区，沿同蒲铁路长驱直入直奔风陵渡，同时占领同蒲铁路沿线城镇，阎锡山军队望风而逃。张天珩临危受命，利用公开政权的身份，组建了汾南抗日游击一支队，并担任了支队长。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青年学生，凭着几分勇气加几分鲁莽，竟建立起了县里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队伍。1938年5月，为了抵抗日军在晋南的攻势，西北军第177师第58团驻守猗氏县城。地方游击队转移至城外游击配合。同年7月14日下午，日军由运城而来，第二次向猗氏县城发起突然袭击。张天珩作为县长留在县城，率领县政府干部协防58团。在177师高旅长的指挥下，守军与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但是15日中午，东城门南侧的城墙被敌炮火轰开一个豁口，敌人蜂涌入城，双方在街巷中展开3个多小时的白刃战。日军占领了东城门楼后，分三路向西城门守军进攻，58团经过的激烈搏斗，牺牲众多，最终不敌日寇强力进攻，弃城撤退。在事后得知西北军已撤退的情况下，张天珩才急忙率领县政府工作人员、零散守军和部分群众从西城墙坠绳突围。刚坠绳落地时，日军已在城头架起机枪进行扫射，在枪林弹雨之下他们突围回到自己的部队。日寇占领县城后，张在猗氏孤山脚下的焦家营建立了临时抗日县政府，继续领导县政府和游击一支队，依托猗氏县孤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于日军斗争。1938年，游击一支队和邻近的几个县的游击支队合并组建了晋西南的第一支地方正规抗日武装部队 – 政卫一支队，张天珩担任了该支队的政治副主任，支队内部党领导小组副组长。1939年夏天，政卫一支队改编为山西抗日新军212旅，成为当时山西新军系列的九个主力旅之一。该旅的55团就是在猗氏县游击一支队基础上组建的。张担任了212旅政治副主任，中共党团领导小组（对外称为“民先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支队伍以运城地区的嵇王山为根据地，在汾南三角地带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达二年之久。1939年秋张奉命参加了阎锡山在陕西秋林的集训，其间接受牺盟会的负责人指示，准备应付阎锡山的反共计划。同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反共政变，开始清除新军内的共产党人，攻击共产党控制的新军部队。晋西南地区的新军首当其冲，在邻近地区的213旅几乎全军覆没，共产党员旅长遭到暗杀。212旅由于有预防，阎军进攻未果。张作为代理旅党领导小组长，成功地团结争取了当时阎锡山委派的旅长，和其他共产党员军官一起率领212旅全部，汇合八路军晋西支队和213旅59团，还有当地中共党组织和学生队，一共七千多人，在稷山县丈八村集结誓师，组成“拥阎逃逆南路军”。然后遵照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部突破日阎敌军几道封锁线，连续七天七夜，行军700里，到达位于晋东南的太岳根据地，和陈赓、薄一波领导的决死 一纵队会合。212旅后来并入了太岳军区正规部队，发展成为太岳军区24旅，解放后改编为兰州军区独立55师一部。（该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立下卓著战功）
　　到太岳军区后，212旅正式建立了中共旅党委，张天珩担任了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一度兼任55团政委。1940年后调太岳军区政治部任干部科科长，后又调任太岳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分区处于和敌伪的“拉锯”区，针对日1942年寇对根据地的大扫荡，他们分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张还直接领导和组织了从日寇的威胁中抢救国宝赵城县广胜寺赵城金藏（金代汉文大藏经，现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国宝之一）的紧急行动。抗战胜利前夕，张天珩先后任岳南军分区、太岳第三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当地民兵为晋南地区的大型战役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支持。解放战争中，张参加了中共山西运城地委党校的学习后，又调任中共山西运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1949年6月，山西老区抽调干部，跟随西北野战军向甘肃挺进建立地方政权。张天珩担任西进甘肃干部工作团运城干部大队副队长，率领运城地区干部随军西进。同年8月，解放军攻克天水后，张负责组建中共天水地委以及当地县市各级政权，并先后担任了天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并兼任天水军分区政委。在担任天水地区领导期间，张诚挚团结来自不同根据地和不同背景的干部，形成了团结有力的地委领导班子，成功地完成了该地区的清匪反霸，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合作化等等地区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工作，获得省委的表扬。1955年9月，作为甘肃省委代表团成员，张观礼首次中国将帅授衔典礼，并列席了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
　　1955年12月张天珩调任甘肃省委财贸部长。在一向干旱缺粮的甘肃省，财贸部的工作重点是粮食购销政策。张在领导全省的粮食工作期间，力图改变当时的“大购大销”的政策(即从农村大量征购粮食，然后又不得不把粮食返销回普遍缺粮的农村地区)，批评这是“劳民伤财”。1959年2月省委撤消了省政府的|大购大销办公室。大跃进伊始，张就参加了全省的整社（人民公社）工作，在各地巡查的过程，他发现并批评各地领导中间普遍存在虚报产量的“浮夸”作风。在1958年初甘肃部分地区已经显现粮荒和饿死人的现象，在1959年饥荒已经开始在全省蔓延，国务院专门向甘肃定西和陇西派遣调查组调查粮荒问题。在全省粮食的征购指标和调出数量等问题上，张一直反对不顾农民死活、向农民征收过头粮的“反瞒产私分” 政策。同年4月底张到北京参加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在会议上向中央报告甘肃粮食产量“就是没有那么多,” “（征购）收不上来东西, 是没有东西可收，不能只怨农民”， 提出“现在甘肃是“越增产, 越缺粮,”“报甘肃平均亩产500-700斤, 不能相信”。在北京开会期间，张就甘肃呈报30亿斤年争购指标的问题上与省委其他领导产生争执。在当年4月和6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和财贸书记会议上讨论有关粮食征购问题时，他几次提出“（甘肃）粮食没有政策，历年粮食征购不按‘余粮政策’办事，不管农民, 造成农村缺粮。”“不能把粮食问题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认为根据浮夸的产量定出30亿斤粮食的高征购指标是“头脑发热”。1959年6月，张率领省委整社工作团到泾川和武都地区八个县几十个村庄实地调查整社情况和粮食问题，回来如实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农村普遍存在的浮夸作风和严重的缺粮情况。根据甘肃全省严重缺粮的情况，主张省委向中央请求尽速向甘肃农村地区调进粮食，以抢救处于严重饥荒中的农民。1959年8月，张代表甘肃省委参加中央粮食工作会议时，省委主要领导要求他上报中央甘肃可以调运出五亿斤粮食。但是在当时国务院粮食部长和商业部长向他询问甘肃粮食实际情况时，他如实汇报了甘肃严重缺粮的状况，说明甘肃当时不但无力调出粮食，而且还需要中央紧急调进粮食。由于他在粮食问题上与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产生了严重分歧，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与持有相同意见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一起作为甘肃省委内“反党联盟”先后受到批判。同年10月8日，在省委财贸部内召开针对张的批判会，省委有关领导和财贸部和财贸口各个厅局的负责人均参加。在10月15批判会升级到省财贸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均参加的大会，大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结束。同时在省委简报上发了30多期专刊揭露张的“反对大跃进等等反党活动”。1960年5月，甘肃省委报中央批准后，将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到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劳改。劳改期间，正值甘肃饥荒严重扩展，他几至饿死。其妻丁云（时任兰州大学党委组织部长）也受到株连批判，以至精神失常，终身未愈。其妹张天佩（时任天水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和撤职处分。在196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批评并纠正原甘肃省委的错误后，张天珩才得以在1961年1月从劳改地回到兰州。同年6月得到甄别平反后，在1962年2月调任陕西省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1962年8月年张天珩调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成员，分工负责工艺美术、供销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张与总社其他领导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致力于恢复和巩固遭受到大跃进破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手工业集体和个体生产特点的管理体制，反对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的资产“一平二调”的极左做法，反对违背手工业的生产特性，盲目”拔高”手工业企业的所有制。在1963年10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上，肯定了这种实事求是的路线。张在大会上做了总社的财务报告，并当选为总社理事会理事，副主任，同时受总社党组委派，代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委员。在1964年，却因为这种路线的“右倾”倾向，张与当时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陈一帆、副主任田坪，一起受到党内小整风运动的批判。同年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改组为第二轻工业部后，张改任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间，由于其手工业政策上的主张，张被打成“陈田张反党集团”成员，“薄一波在二轻部的代理人”。并且因为其坚持原则不妥协的态度，作为二轻部“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随后下放江西分宜县干校劳动。
　　1973年张天珩恢复工作，从干校回到轻工业部后，不计前嫌，欣然受命，开始组建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现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前身)。在文革中困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他努力恢复和发展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艺术创作和生产。到文革结束时，工艺美术行业的出口额已经翻了几倍，占到当时中国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为国家建设换回了大量的外汇，受到国务院的高度评价。张在主持工艺美术行业工作期间，建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奠定了现行的中国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的职称制度，并筹建中国的第一座国家工艺美术馆。从而使中国工艺美术这个几千年来只是口述手传的传统民间技艺具有了自己的学术论坛，进入了国家艺术殿堂；并给成就卓著的工艺美术创作人员授予了广受敬重的“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使这些传统社会地位低下的“匠人”首次进入了艺术家的行列。
　　张天珩在1982年离休之后，由薄一波同志提名，山西省委聘任担任了山西新军史征集九人指导小组成员，新军212旅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新军史的收集和编纂工作，经过他和很多老战友的多年努力，为党史、军史抢救和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史料。1998年12月张天珩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