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②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1998年至1999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内容简介
　　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任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多年来为建立和发展武汉大学中国文化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
　　1.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 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玉体、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3.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4.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5.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
　　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 “理学” 译哲学，“玄学” 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 译经济学，“名学” 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与《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我从网上发现它是这本书的作者，而这本书是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先锋之一，一个参与历史惨剧，起到不好作用的人为什么还在高位？一个写书把中国学术的起源否定掉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中国学术？
　　豆瓣上可是查到这本书的作者是他，http://book.kongfz.com/7138/16382041.html这个网址有对这本书的内容和历史作用的介绍。当然我对他的了解有限，是非曲直我觉得读者应该自己去判断
　　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元典：文本与阐释》、《中华文化史纲》、《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月华集》、《张之洞评传》（合著）、《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中华开放史》（合著）、《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合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等。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