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系，至2009年已有50多年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勇开风气之先的，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
1934年，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先生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诸先生为兼任教授。
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这是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1988年，任系主任，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生。1992年，李伯谦任系主任，考古系与历史系共同建立的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工作。 1998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李伯谦出任第一任院长。2000年，高崇文任第二任院长。
考古系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两个专业，本科生设立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四个研究方向，有旧石器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博物馆学四个教研室和陶瓷考古研究所、第四纪年代学测定实验室、技术室、文物保护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教学科研机构，并在国内建有辽宁营口金牛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湖北天门石河镇、山西曲沃曲村、北京房山琉璃河和四川忠县甘井沟6处考古教学实习基地。
1983年，北京大学的考古教学和学术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正式成立。2000年，考古学系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改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任第一任院长。
截至2009年为止，考古学系已培养出各类毕业生约1500余人，接纳了前苏联、越、日、韩、美、英、德、法、意、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近200名，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
同时，考古学系曾先后邀请美、英、日、韩等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前来讲学，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访问、讲学、合作研究50多人次，派出留学生、进修生8人。并开始同美、日等国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通过这些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学科建设。
【学院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同中国考古学一同成长的。这意味着要了解它就离不开中国的考古学史。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甚至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探险家、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乃至盗掘活动频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沉寂多年的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助20世纪初期国内的“三大发现”——即、、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1928—1937），由此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由甲骨文学家先生(1895—1963)主持，从第二次开始转由毕业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济先生主持。后转由在哈佛大学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进了田野发掘的组织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方向。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考古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深深地撞击着民众的魂灵。而诸多的考古实践，也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后者成立于1925年，前后仅存4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虽说也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却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考古学会则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先生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学会计划从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主要活动有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丙昶任中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北大师生。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还特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4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4年，因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1900—1966）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专业规划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稳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中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宝钧（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等诸先生为兼任教授。
这是一个北大考古专业获得实质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段日子里，考古专业的师生作了许多工作，在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学科研体系，考古专业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梯队，有一支研究的中坚力量。日积月累，考古专业独立成系的条件已经成熟。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下分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商周考古、汉唐考古等教研室。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
此后，北大考古不断迎来新的发展，学科门类越来越丰富。1988年，在严文明先生任系主任期间，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生。1992年，李伯谦先生任系主任时，考古系与历史系共同建立的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工作。1998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李伯谦先生出任第一任院长。2000年，考古学系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改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高崇文先生任第二任院长。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先生任第一任院长。
2007年，考古文博学院又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下设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学系，另设信息资料中心。其中考古学系下分5个教研室，它们是旧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国考古教研室，从而使得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学科传统，但也夕惕若厉，适时调整学科设置。文化遗产学便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成立背景进行发现、界定和价值评估，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与利用，达成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综合性学科。现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学系下分3个教研室，分别是博物馆学教研室、古代建筑教研室和文物保护教研室。
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师名家】
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截止2009年，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 ]，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暂露头角。2009年，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赵化成、徐天进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徐天进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机构设置】
A、管理部门
院长：
副院长：孙华 吴小红 赵化成
党委书记：宋向光
党委副书记：金英 雷兴山
秘书：沈睿文
学术委员会
主任：孙华
委员：赵辉 刘绪 王幼平 吴小红 林梅村 赵化成 刘庆柱 牛大勇
学位委员会
主任：赵化成
委员：徐天进 林梅村 齐东方 张弛 胡东波 吴小红 宋向光 黄蕴平 李崇峰 孙华
行政部门
院办公室主任：杨飚
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刘军军
教务办公室：王宁 施文博
学工团委：徐一方
财务室：冯亚文
B、教学部门
★考古学系（主任张弛，副主任吴小红），下分5个教研室：
旧石器时代考古教研室（主任：王幼平）
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主任：樊力、雷兴山〕
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主任（主任：杨哲峰）
外国考古教研室（主任李水城）
考古技术方法教研室（主任张弛、吴小红）
★文化遗产系（主任：杭侃），下分3个教研室：
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宋向光）
古代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
文物保护教研室（主任：胡东波）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
C、科研机构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
北京大学陶瓷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宗教考古研究中心
古代玉器暨玉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D、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E、信息中心
资料室
标本室简介、图片（陶器、瓷器、古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