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董其昌行书许文穆公墓祠记②

【名称】明董其昌行书许文穆公墓祠记
　　【类别】中国
　　【年代】明代
　　【作者】
　　【简介】
　　纸本，行书，纵26.4cm，横301.5cm。
　　董其昌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北京，中进士。是此次会试的主考官，因此董其昌把许国视为自己取得功名的提挈人，对他十分敬重。在董其昌的《》中即有一首为庆贺许国生日而写的诗和一篇悼念许国的墓祠记事。此卷即为这篇墓祠记事的稿本。小行书恭谨不苟，气格清俊雅逸，虽系暮年老笔，却无衰颓之气，与寻常应酬之作相比，显出其精湛的功力。
　　上海华亭多文人名士。其他不说，单是晋陆机、兄弟和明董其昌，就足以使松江华亭名震海内外。这些文人名士在文学、书画艺术上的贡献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里不可多得的财富。
　　大约是上世纪末，由海外华人学者傅申、等人发起，在上海召开了董其昌书法、绘画学术研讨会，对董其昌的书法、绘画和书画理论在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研讨，并对董其昌给予了很高的定位和评价，认为：董其昌是我国16至17世纪初叶一位重要的书画家和学者；其一生集书画创作、批评、理论、收藏、鉴别、著述于一身，是继“明四家”后最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17岁起便致力于书法，23岁开始学习绘画，自此就从未中断过书画实践，到他去世的六十余年中，已是“纸费盈屋”。应该说，董其昌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为我们研究他的书画艺术提供了充足的客观实证。董其昌收藏丰富，是著名的收藏、鉴赏家，经他收藏和题跋的唐、五代、两宋大家的作品不在百件之下。这对提高他的书画创作水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张学书要从，临古入手，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他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也。”所以他的书法下笔有由，古淡秀润。这种风格一直笼罩着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的书坛，其追随弟子延续到乾隆时期的张照，且余音萦绕二百余载，后世书坛巨子多瓣香其书。
　　由于董其昌书名甚隆，四方争相求其撰写墓志、传记、行状、碑铭、悼挽之类文辞，并以此为荣。在明代，有如此盛况者，也只有同样高寿的吴门巨擘文待诏了。故宫博物院所藏《许文穆公墓祠记》卷(图为作品局部)，是董其昌为恩师许国亲撰写的碑铭。此卷为稿本，纸质，行书，纵26.4厘米，横301.5厘米，系其晚年之作。纵观此卷，俊朗疏秀，灿然天成，力夺鲁公，态兼襄阳，于丰神秀逸中透出“二王”遗意。实质上，董其昌的书法主要法乳于颜鲁公，尤其是晚年书法，更得颜书之精髓，一洗姿媚之态，以唐法行晋人意，平淡天真，人书俱老，张照谓之“笔意冲夷高远”。其遒逸之致，犹如老树著花，清代高凤翰谓之“初看不觉佳，愈观愈妙者”。此卷书法与董其昌81岁所书的《程母墓志铭》有相合处，只不过后者更加率意一些。因为是为自己恩使撰写，心理上多少是有负担的。然而，在此作中，董其昌虽然是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恭谨和不苟，但毕竟是书坛圣手，作品竟无半点拘挛之态，非俗常之辈所能及。董其昌对自己的书法是相当自负的。他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今观董氏《许文穆公墓祠记》卷，足见其不妄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