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晗②

施晗，著名作家、诗人，80后重要代表作家。
　　1983年9月出生于湖南祁东，大学主修艺术设计。
　　13岁开始文学创作，取笔名白雪，在全国各大青少年刊物相继发表作品。
　　2003年在南方一家文学刊物辟专栏，引起文坛轰动，成为青春代作家的新锐人物，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并获年度“全国十佳作家”称号。学生时期组织创办文学社团，当选为首任社长。 曾先后主编《当代校园文学选》《新中国诗选》《中国现当代名家文学大系》等常务工作。迄今已在《人民文学》、《十月》、《萌芽》、《诗选刊》、《读者》、《青年文摘》、《海燕》、《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大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四百余件，入选多种权威选本；部分作品在英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发表或出版。
　　主要作品有《极地》《梦回千年》《没有名字的大学》等。
　　现居北京。任《青年文学家》执行主编。
　　作为通晓书画、设计、演讲、管理等多重身份的施晗，一直以来不愿意去高歌自我，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文学界一批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最有可能担当中国未来文学复兴大任的人选；与韩寒、郭敬明、春树等80后写手相比，施晗文学中稳重冷静的思索，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语言以及心忧天下的情怀都为他身份作了最好的诠释；施晗也因此被称为“最不像80后的80后作家”。
　　人对生活的热爱程度，以你为别人付出了多少而定；而付出本身则是一种收获。
　　文学本身不是用来书写的，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只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你越期待，失望就会越明显；当上古最遥远的距离隔在你我面前，并非彼此没有缘分相遇，而是偶尔的邂逅，你却永远没有认出是我。
　　如果给我三只眼睛
　　文/施晗
　　如果给我三只眼睛
　　我将一只给母亲
　　让母亲腾出时间用心照看孩子成长的未来
　　告诉他们 只有为别人更好地生活
　　自己才能生活得更好
　　如果给我三只眼睛
　　我将一只给盲人
　　让盲人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在光明中看清黑暗
　　在光明和黑暗中享受美丽
　　如果给我三只眼睛
　　我将一只给祖国
　　让祖国将它暖化成一盏前进的明灯
　　照亮所有
　　苦难中行走的人
　　如果给我三只眼睛
　　我自己不需要眼睛
　　存在
　　文/施晗
　　从一滴水看到一个世界
　　从一片海洋看到一个天堂
　　从一扇窗户看到一个存在
　　从一颗心灵看到一个永恒
　　紧握在手心里的就是失去
　　永恒也就融化于分秒的背后
　　带上文学行走　
　　文/ 施晗
　　起先，并不明白文学创作和小学生作文是有别的。其中确凿在草稿纸上拟好下几行满意的文章名字，成天奔走于大街小巷，以为寻找灵感；因为种种原因，后足不出屋，整天作不知名的东西。偶尔上街购置生活用品，匆忙间，在一堆废旧的书摊里翻出几本富有诱惑的旧书，我也依常带了文学的有色眼睛，先是从文字的角度权衡他们的好与坏来。我无视跻身于喧嚣的人群中，夜晚，在梦里，却常常梦见有人踩着了我的脚，惊叫间醒来，迷糊望去，四方床头躺着几本杂志或著作，便又悻悻然睡去。
　　最初，有这种感受是在小学，得到一册铅印的《西游记》图书，高兴得两晚睡不着觉。周围的同学也看书，但都不是文学一类，有的也只是《小猫钓鱼》《人鱼公主》一类的连环画册。
　　乡下地方小，经济也不发达，几乎没有卖书的店子，只有逢上镇里赶墟，人们陆续汇聚到一处，进行商品的交易。几个有点文化意识的老教书先生，铺上一块桌布，摆上几本书，就在树底下吆喝起来。围上去的大都只是看，很少有人买。我挑了两本，老先生看我小，就说打五折，但我还嫌贵，老先生不卖，我就哭起来，众人以为是他欺负我，都上来指责他，趁他不注意，我抛下五毛钱抱起书倏地跑了。至今想来，总觉得愧对那位老先生，也不知他尚在人世安好否，那五毛钱能不能与那两本书划等号，却一直是个未知数。
　　隐身县城的长街上，比起乡下小集市，自然杂沓的多，道路两旁多卖衣服、农具，卖吃食的，也常摆旧书摊位，虽然，时隔一个世纪，他们还有最初的线装本《山海经》《诸子百家》。真正的书店往往生意并不如旧书摊，旧书摊随便占一个地方，就可吸引一大群年轻人，大概天时地利，又有几所省级、国家级重点中学坐落于此，特别是假期，一条胡同就被挤得水泄不通，我曾在这里买了本《文选序》和《说文解字》，总共一块三毛钱，厚厚的，掂在手掌，那心里美的。
　　新华书店售书，品种较全，多教科书，但价格贵，我就只找与文学有关的书。后来，有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板，开了第一家私人书店——明心书阁，因弥补了新华书店价格昂贵，旧书摊品种不全的弊端，曾一度引起广大学子的购书狂潮。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几家书店，我依然还只看文学类的书。
　　中学毕业那年，我与几个朋友去桂林流浪了一趟。走过七星岩，划过阳朔，游过漓江，吃过桂林的砂锅煲，每去一处，我就寻找书店，寻找灵感，企图晚上回家，理顺思绪，整理成文。面对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我却突然有了迟疑，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的美惊叹不已，文学早不知丢哪去了。钻进书店，又似乎没发现一篇可以形容它姿韵的文章。陪同的朋友坐在那打盹，丝毫看不到我心里的焦躁不安，我怕他染上某种嗜好，便不打搅，走出房来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外面竟溢满了写作的素材。我把在桂林的日子里写成一篇《美丽在你眼》，走前投给了《广西文学》。
　　文章发表了，是回去的第十天知道的。
　　当天下午就病了，头晕晕的，想吐。不过，从桂林回来后，我就一直没出门，忘记写过什么了。
　　上医院买药，拐过一条鬼街（卖纸钱、花圈一类的死人用品商店街），竟发现全是卖旧书的摊贩。教地理的老师曾告诉过我们，这里确实有一条旧书摊，什么书都卖，而且有很多市面绝迹的古书和禁书，我随意走到一个书摊前，俯身看见密密麻麻摆放的一排古书，封面文字竖排，纸张泛黄，又呈一种古铜色，装帧设计也很蹩足，再看里面，油墨都粘在了一起，细看内容，是讲述民国年间通货膨胀等内容。难道这真就是地理老师讲的“鬼书一条街”？他们没有营业执照，按照政府的政策，是会吊销经营的，他们掩映于闹市的背后，一堵围墙将他们隔离于世，外面是商场，这里却是鼎沸的书潮，没有尘世的干扰，打着鬼的旗号，更不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看好。
　　走进来的是农民，走出去的还是农民。街的中间布满水沟，两旁蹲满农民，一边翻书，一边嚼着嘴里的花生。
　　整整一个下午，我来回在这条街之间穿梭，我为找到这样一个现实的文学素材依依不舍。而在上海，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随处可见的书街，被小贩的叫卖声，过路的大笑声，小孩的追逐声破坏得一无是处。那哪里像书街，看不见几个停下来的读者。刚有人挑好一本书，便被身后的另一个人把书撞跌至地上，老板狠狠地发起火来，当场就有用木棒砸人脑袋的。
　　睡了四个晚上，实在呆不下去，便和朋友告别，辗转去了北京。
　　逛西单图书大厦的时候，以为渴望已成现实，整个地一幢楼，除了年度内出的几册畅销书，剩下的还是近几年内的新书，随手抽一本，一看作者，往往是些年青写手，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炒作性强了，高明的老板也懂得揣摩读者的心思了。只是，再看《儒林外史》，不仅改版成了白话文，还来个拼音互照，小学生的心理需要尚且得到满足，时代性也更浓了，原著的感觉却失去很多，文学色彩也只落得通俗易懂四字了。
　　北京的交通也是出奇的恶劣，据说海淀图书城有不少好书，驱车过去，四面同蜂衙似的嘈杂声和着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并作行人抢一条道，结果，不足二十五公里的地，在公交车上站了近三个小时。
　　看到的书确实让人大饱眼福，有那么几个小店专卖盗版书，而这里却也是顾客最多的书店，大多数盗版书与原版比起来，印刷质量并不逊色，甚至，原版校错的别字，盗版更正了过来，价格也是低得吓人，打二折都有。
　　清华校园内也常有书摊，逢周六、周日，外校的学生争着去抢购。卖的挺杂，以文学为主，一本《鲁迅全集》只卖五元，加之这是全国著名高校，异常被外界人士青睐，进来溜达一会，丢下几块钱买一本书，别在腰间，是显示出自己有修养，也省得一双手的落魄和不由自主，其实，并没有真看，可能回去扔掉都说不准。我也常去光顾，既买书，又能买到一点与文学有关的东西。后来认识一个老乡，和我一样刚来北京，但对北京的了解他却远胜于我，更重要的是他也爱文学，其痴迷程度不在我之下。他说文学创作一定要懂得行走；于是，他便带我行走在这座孕育着现代气息的文化古城。
　　我们先去了天安门广场，瞻仰了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又跑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其时，又先后去了紫禁城（现名故宫）、天坛、北海、国子监、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卧佛寺、圆明园、北京胡同、香山、秀水街、王府井小吃一条街……
　　这所遗存王者风骨，令人倾倒、陶醉的古城，同样令我们神往，如果用文字来概括它的全貌，那么，我们是多么的孱弱、渺小。事实上，我们已喋喋不休地开始构思了。我从未在哪座城市花如此多的气力行走，也只有北京。
　　学习期间，已经没有装书的书柜，携带更不方便，用孙犁先生的话说：“如果能遇到书本的话，只是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偶尔，还会去天安门、国子监，也去朱自清日日行过的荷塘，汪曾祺走过的胡同，史铁生常来的地坛。
　　在这些大文豪踏过的足迹里，我走着走着，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那种氛围仿佛使你置身于那个怅惘、低徊的年代，面对中国文化的断想，你可能潇洒地再走一遭么？
　　大雁落脚的地方
　　文/施晗
　　说有一种无趾鸟，飞在风里，睡在云里，吃在天空里，着地的那一天，就是它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从此，我喜欢上了这只鸟，一如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的牧歌声里。我从来为着这无趾鸟奔跑，在灵魂的梦中。就算千年，勇往直前。
　　一晃荡，十年过去。十年一见。
　　竟发现从没如此这般散漫自己，我从晕晕沉沉的睡梦醒来，张开眼睛，屋内只有我自己，还有一张不足一米高的破方桌。
　　看不见繁华伤梦，那么，我是醒了，彻底地醒了。
　　每次清醒，记忆又催促着我，像在奔流错乱的街头中心，一个小孩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车流从身边串过，而狂叫出来的惊悸。
　　我闭上眼睛，文学、书法、绘画、设计、音乐……那些不确切的艺术脸孔，游离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依我在二十二岁的年龄，假如文学成了生命的唯一not;，它仅是一段回忆，左右不了夙命可得到的其它。
　　权且让我安妥自己，再梦一回无趾鸟吧！？
　　打开临街的窗户，才半天工夫，已舌燥唇干，双眼发肿，憔悴不堪，忘了身在何处。
　　是的，是该走出去了。
　　往日企羡的大学校园，几个角落拥挤着几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教科书，岿然不动，连同跋扈的朗诵声，出卖了自己；换成我，我绝然达不到如此高的境界。我为我默哀。这默哀因有很多人与我论说，所以，我也敢堂而皇之躲进申保箱先生值班室笃志作文。
　　已经有几天没去上课，教授肯定在心里惦念我了，但我真又不想轻易囚禁自己，做不喜欢做的事，青春是人最好的资本啊！
　　有这样的思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来说，我知道是不逊的兆头。事实也真如此，一个礼拜下来，连pagemaker 都不会操作了，我勉强选了一张寸照，算是毕业前对自己的告慰，上附近的照相馆冲洗，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姓施”。我说，尽量不想吐出后面那个字。
　　“全名”主人又问。
　　“施晗”。
　　这时，马上有人注意到我了。
　　“你就是施晗呀！久仰大名。一个学生说。
　　我脸烧如炭，然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的谦逊。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谦逊呢？
　　曾有一度，我经常被拽着参加某个活动，大小都得为其讲上一席话，我的苦楚难言是不能通过面部表情标榜出来的，我深知自己是个和平凡人一样平凡的小角色，充当门面，只怕还得再混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写了“一线天文学社”六个大字的牌匾，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和精神上中了病毒的我。
　　一个朋友自豪的告诉我，他现在跑到食堂，找十个人询问，有八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吗？就像十个人中有八个人知道鳖的另一个名字叫王八一样。”我苦笑。
　　朋友也笑。
　　但我又是幸运的，当所有人都在写着、叫着、骂着“施晗”的时候，我的最亲信的教授们，是在快到大三那年才深信，我就是“施晗”，而且有先见之明的预料到我哪天要出书，提前声明于我；届时送她两本，不忘加一句，其中一本是给她儿子看。
　　这个时候，我开始筹划这本书了。
　　要写下所有，确实是件不易的事，而我屋里已没有供我写书的桌案，我整理了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五年的所有手稿，不论好坏，挑了六十余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单就艺术水准来说，良莠不齐，绝过不了我现在的眼，好在，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当成最终的代表作，有且能代表我当时风格，就算语言嫩幼，哪怕单纯，还是选上了。余下部分，我力戒以往的风格，以其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情节演进融入散文，创造自己的艺术特色，也终成了我现在乃至今后的文学追求。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我彻底躲进了申保箱先生寓所。申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待人十分热情，每天为我沏茶做饭，共谈天下，偶尔，又挥毫泼墨，吟诗对赋，其乐融融。
　　房子虽在一楼，也常有人相往来，那个特殊的座位，却总能够使我静下心来，专心作文，友人来访，琐聚斗室，又颇有陋室铭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境。后来，干脆就成了我的会友私所。这一切，莫不感谢申先生的赐予。
　　乙酉年的最后几天，我要回家乡湖南祁东度春节，为了一份赤子之情的相聚，走时，我写下一幅斗方书法赠申先生以示感谢，哪怕不是感谢，是报答。
　　我也不确切还有别的理由暗示我回去，最末，我也带了所有文稿，很不幸的是，正月初三，因在写完《前尘往事》《月神》两篇文章后，忘了关窗，被风吹走，再没找见。过后，我曾与家人自嘲说，老天都爱看我的作品，想必日后一定会很有文缘。
　　家人当然不知道，“施晗”这两个字比我本人更吃香，更被别人更多次的写着、叫着、骂着。我也只是在再没找到那两篇文章后，整天在地上用水涂字，有人看见，许或是觉出我得了什么怪症，请来医生替我把脉，我跟医生侈侃了一大堆有关中医的理论，还给他开了副中药，他呆望着我，就好似不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漠然。临来北京前，我一直忘不了两位尊敬的恩师，便在上火车前，返回县教育局。充原老师，周延华老师正安然地忙碌，我的眼泪干涩，又强忍不住内心的撕扯，一个是曾经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人，一个是有恩万分，又永远在心头伤感的人，如是一面，又要分离，不免惆怅深沉。
　　回到北京，文章已基本作完，下午，我去集市买菜，想犒劳一回自己，风很大，很冷，邮差把一大摞信放到我手里，拆开一看，大部分是约稿函、邀请函之类，也有知我出书，询问购买之事，我也恍然惊厥，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投稿，只是，有人消息竟比千里眼、顺风耳还灵通，要来购书，不免让我为难，越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的贸然与轻率，促使我把书稿，先后拿给了著名散文家、学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林非老师、著名小说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格非老师，以及著名词作家、诗人冰洁老师三位审阅与蠹弊；三位老师都对我非常之热情，都有着不一的见解，并分别给出了十分珍贵的建议，他们的褒贬直言，使我狠下决心摆脱一切，重又审视自己。虽然，我从不敢奢望这本书到底会不会受人喜欢，但我起码得完成它，不为三位老师的期望与鼓励，也为着对读者的责任。
　　这样，我又躲回了申保箱先生寓所，亦或哪间正空置的教室，进行长达半个月的修改善后工作，为不使思路中断，常常饿着肚子，从早上持续到下午五点，不几天，胃痛又犯，只好置身去外面买几个饼，一边吃一边看。
　　后来，人就渐渐多起来。过来问出书之事，问文学之事，问做人管理之事，问办刊演讲之事，问书法绘画之事……渐渐多起来，仿佛，我真被当神仙一样敬奉着，什么都懂。
　　再后来，就有人向我索求书法、绘画，是朋友倒好说，有莫名上门的，就说拿钱买，真让人苦笑不得。在这一切缓和过去，朋友冯颂为我提供了电脑，一线天的很多编辑，以及其他一些好友，也不遗余力地为我录入文字，付出了劳动，我深表谢意。毋庸置疑，培黎为我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舞台，不论是余临常务副校长，还是徐会处长，以及默默为我奉献的所有人，我都将永远铭记。
　　于是，我带着修改完的打印稿，请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老师为其作序，石英老师欣然允诺，我们在办公室里促膝相谈近三个小时。
　　北京的天，已经变暖，风吹得人心里骀荡，一片片棉絮伴着风吹进公交车厢，堆满城隅。还有来时的雨，我搀杂在人群，人们争相躲逃，我大义凛然地继续前行，人们一个个谛视着我，待雨停，一看，身上竟全是星星点点的黄沙，原来，刚才下的不是雨，是黄沙啊！
　　北京的天就是这样。
　　冰洁老师，翟民安教授也先后接去了我的文稿，答应为我写评。
　　但我还是有了歉意，我无以回报这份恩情，或许，只有将这本书作得更好罢！惟如此。
　　五一前夕，我终于修缮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步骤——装帧设计。
　　对我来说，十年的文学回顾，到此，亦可告一段落，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如何面对生活，又将作些怎样的文字。每每坐在桌前，昔日眷念的种种一一过思，到底给我以拨冗，又不免害怕；害怕如我九下地狱等待重生，复活后又变何物，也许只有读者最能慰我以答复。
　　假如我一直是只大雁，只为与无趾鸟同飞，千年来回，梦过几生。何处都是我落脚的地方。
　　2006年5月4日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