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庸国、麇国历史渊流考论②

蓝哲



汉水文化源远流长,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研究一直是汉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是研究者对汉水上游的古方国,尤其是鄂西北境内汉水流域的古庸国、麇国等与楚同期的古部落方国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我们要知道汉水文化的源头在汉水上游,尤其是古庸国、麇国,自商周、春秋战国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度是有影响力的方国。由于现今该地区经济落后、地域偏狭,该地古文化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

自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以来,汉水流域即将面临一次新的历史考验,水位上升,势必会对汉水上游的古文化遗存构成威胁。沉寂多年的古文化遗存如果得不到研究重视和抢救性发掘,则很可能沉睡地下,永不见天日,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变得十分紧迫了。多年来,这一地区一直是汉水文化研究的盲点和漏洞,搞历史文化研究就不能漠视历史的存在,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国度、辉煌的文明,作为一名郧阳人我们理当对汉水文化尤其是我们本地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基于这一层面,本文力图从历史文化渊流角度探讨古庸国、麇国发端、发展、灭亡的过程,揭示它们在汉水文化研究中应有的价值,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古庸国、麇国历史概况及地理分布

古庸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据史料记载,庸为商时侯国,位于今湖北竹山县境内。周初,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及荆楚诸国联合,以小邦周灭大国殷。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以庸麇为首的百濮之族是主力军,他们帮助武王完成了灭商大业,周灭商后封庸为子爵之国。也就是说庸国是春秋早期较大的方国之一。当时的楚还比较弱小,从地位上讲还不能与庸国相提并论。[1](P22-24)

楚国从汉水流域南迁江陵后,发展较快。北方的齐、鲁、秦、晋等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各自寻求扩张。而位于汉水上游的庸国势力强大对向北扩张的楚国构成了威胁,因此,楚国早期国王熊渠出兵伐庸、鄂、杨越三个方国后,北灭汉阳诸姬,形成了早期楚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的楚已经强大起来,庸国无法与之抗衡,就只能依附楚国成为楚的附属国。

到春秋晚期,楚庄王三年,楚国遭遇大饥荒,鄂西山夷戎人伐楚,先伐楚之西南,至于湖北房县埠山,楚出师,屯于大林(荆门县西)御敌,已臣服于楚的庸人、麇人不满楚的统治压迫,率百濮聚于选(湖北枝江)楚国当时正与北方中原诸国交战,无法两面御敌,于是申息北门不启对北方诸国挂免战牌,全力对付来自西部的部族入侵。楚国首先出兵驱散了各自为阵,组织松散的百濮军队。师至句澨(均县废治西)攻庸,至庸方城(竹山县西四十五里有方城)。庸人凶猛抵御,俘获了楚国军官杨窗。楚调句澨大师,起王卒,动员全国军队合在一起,向庸国进发,同时又派师叔以骄兵之计怠庸。最后,楚庄王亲自上阵与庸公临品(湖北均县)分军二队以伐庸,在秦人、巴人的帮助下打败庸国军队。公元前611年,楚师灭庸,百濮部落被迫重新臣服于楚[1](P101)

从楚国灭庸的艰难程度以及庸国造反对楚国的强大震动,可以看出,庸国强胜的一面,一个小国能让一个大国倾全国之力,费尽周折,可见庸国并非弱小之邦,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怎么能与楚国相抗衡呢?

庸国灭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楚国并不敢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君对庸国故地进行间接管理。楚惠王及楚肃王、宣王年间,楚王曾两次封庸国旧主为庸夜君害怕再次引起内乱。由此可见楚国统治阶层对庸国的高度重视,庸国的稳定对楚国全局安宁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由于庸国故地战略地位重要,战国后期,秦楚之争,这里是朝秦暮楚之地。顷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从此,庸国故地从楚国划入了秦国版图[1](P355-365)。

与庸国相邻的汉江北岸的古麇国,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据古书记载,麇国属芈姓国,其始祖为季连,从渊源上讲与楚同宗。楚国源于夏朝时期中原的祝融部落,经过发展变迁,祝融部落分为八部,即祝融八姓。其中芈姓季连一支迫于商的威慑,南迁,进入汉水流域。楚人属季连之后,麇人也是季连后人的一支。早期楚人在汉北发展时,其首领鬻熊将楚都定在丹阳(河南淅川)。此时的麇国与楚国属同姓之国,有亲属关系,比邻而居,互为唇齿,后楚都南迁至郢都后,两国关系日益疏远[1](P33)

早期的古麇国,在邻近部落中很有威望,其影响力远比楚国要大。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姬发会盟八百诸侯于孟津,讨伐商纣王。周武王利用庸、蜀、羌、矛、微、卢、彭、濮等部落联合讨伐。当时的彭濮即为麇国属地,它们从属于麇(古书有麇为百濮长,百濮帅乎麇的记载)可见麇人是随武王伐纣的主力军之一。正因为如此,武王灭商后,即封麇为子爵之国,定都锡穴(今湖北郧县五峰)由于古麇国部族众多,疆域广大(含今丹江、两郧、房县)地区,且是春秋早期封国较早的国家(此时的楚还没有得到周王朝正式承认)所以在春秋早期,麇国是秦、楚、巴、庸等部落中实力较为强大的方国。

楚南迁后,定都于郢,占据了沃野千里的江陵地区,楚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楚国发展迅速。到春秋晚期,已远远超过了远在鄂西北山区的麇国、庸国。此时的麇国与楚国也早已脱离了亲属关系,为了谋求扩张,楚对汉水上游的庸国、麇国发动了进攻,麇被迫屈从于楚的意志,成为楚的附属国。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为了图谋霸业,在厥貉(河南项西县)召集陈、蔡、庸、麇等方国会盟,相约联兵伐宋。麇国国君不愿为楚国势力北进充当炮灰,在会盟中途脱逃。史书记载厥貉之会,麇子逃归这引起了楚穆王的强烈不满。公元前616年,楚穆王派大将成心伐麇,败麇师于防堵,后来,又派楚将潘崇再次伐麇,至于锡穴。楚军攻入麇国都城锡穴,但并未灭掉麇国[2](P192)

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戎人乘机伐楚。在楚国内忧外患之际,麇国认为报仇血恨、反扑楚国的机会到来了。史书记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阪高庸、麇、戎、夷,百濮结盟而伐楚,对楚构成了巨大威胁。楚国几乎迁都避难。但由于联盟内部各自为阵,缺乏统一领导,再加上楚国的全力还击,楚庄王亲征鄂西,联络秦国、巴国,将百濮部落联盟各个击破,经过交战,先灭了庸国,麇国孤立无援,随后也被灭掉。这次阴谋造反使麇国最终走向了灭亡。

麇国灭亡,楚人入主。楚国将古麇人远迁至千里之外的湖南岳阳(今岳阳东三十里有麇城)。另一部分麇国遗民不愿降楚,翻越大巴山逃到四川、云南。

麇国历史悠久,在汉水上游方国中实力雄厚,后世历代都很重视,在这里设立区域政治中心。秦汉及唐代都曾在这里设县,如锡县、长利县等都位于今郧县五峰。

二、庸、麇与楚和百濮部落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

庸为商时侯国,麇国与楚同宗,在春秋早期,庸、麇在汉水流域一度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在鄂西山区百濮部落联盟中地位显赫。。实际上他们控制着百濮部落的领导权。武王伐纣,百濮参战是以庸、麇为主力。楚庄王三年,百濮伐楚,麇为百濮长,庸、麇利用自身在百濮部落中的影响力把松散的濮人部落联合起来,伐楚。这即体现了庸、麇在百濮部落中的地位。

从地理上分析,庸国、麇国在汉水上游,居山野之中。楚国在汉水下游,处平原江陵。庸、麇攻楚,顺流而下,相对容易;楚国伐庸、麇,逆流而上,进程缓慢,不利于进攻。且庸、麇背山而临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种地理地形对楚国构成了极大威胁。一旦庸麇发难,楚国不得不全力迎敌。后方不稳是立国之大忌,况且庸、麇并非弱小之邦,因此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楚国的高度重视。楚国因为后方不稳,在与北方中原诸国争斗时,时常受到牵制,因此楚视庸、麇为眼中钉,早就想除掉它们。庸国、麇国也利用这一点对楚国时战时降。楚大举进攻,庸麇赶快称臣,楚军撤走,他们又公然与楚分庭抗礼。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楚庄王三年。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胸怀大志,心藏天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庄王三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国运维艰,戎人入侵,庸麇沿汉水顺流而下,聚百濮而伐楚。楚国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与中原诸国交战,一方面还要应付庸、麇、戎人作乱造反。此时,楚庄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关闭申息北门,对中原诸国挂起免战牌,全力应付国内动乱。楚庄王调集全国军队沿汉水北上,此次出征,旨在彻底灭亡庸、麇,消除隐患。楚庄王对这次战役高度重视,他带领王卒,亲自出征。经过与庸的几场恶战,庸国不支,很快灭亡。楚转而攻麇,麇国也很快被楚国灭掉。消灭庸、麇,是楚庄王成立霸业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楚国毕竟是大国,楚灭庸、麇是历史的必然。

在收集资料时笔者发现,汉水流域在春秋早期竟然密密麻麻分布着大小16个方国。汉水流域有巴、庸、麇、绞、若、谷、邓、卢、鄢、罗共10个方国,汉水支流员水流域有唐、厉、曾(随)、贰、郧、轸6个方国[3]。为什么春秋早期汉水流域有如此多的方国分布,周王为什么这么看重汉水流域?这说明汉水流域历史悠久,春秋早期,这里曾是高度发达的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并不是空话。湖北郧县出土的170万年前的郧县人头骨化石十分生动地证明了在远古时期,汉水流域就是人类的聚居地。汉水文明孕育了巴、庸、麇、楚等古老的部落方国。汉水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支重要源头,与汉民族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3](P34)。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由现象揭示本质,从而摆正汉水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这是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重视的。这也需要我们的汉水文化研究者做更大的努力。

三、古庸国、麇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及难点

在汉水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楚国南迁后,强大起来。但楚国的发端却是在汉水上游。与楚同期的庸、麇都是汉水上游古方国的代表,且麇与楚同宗。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对早期楚国及古庸国、麇国的关注,也就是缺少了对汉水上游古国文化的重视。因此我们对汉水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研究古庸国、麇国历史文化以及它们与楚的关系,是对汉水上游地区古文化的关注,也是汉水文化研究在汉水上游的重点和难点。

从汉水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对古庸国、麇国及早期楚国的历史考证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因为鄂西北地区偏远、闭塞。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现在的落后而用一种淡漠的态度对待历史。只有弄清历史的开端、发展、衰落的演进过程,我们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古庸国、麇国历史文化考证即存在这种问题,这是汉水文化研究的一个盲点,直到现在,对庸国、麇国的历史探源也只是一个粗略的概况,历史细节不够,有关历史的确切年代记载也很少见。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的人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历史佐证严重不足。史料奇缺,考古发掘严重滞后。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最注重实物及史料,缺少了这两样东西,就谈不上研究。关于史料,由于没有专门的历史记载,我们只能从《左传》、《楚史》等史籍上寻求侧面佐证。而关于历史实物遗存,我们有一部分,但没有得到发掘。在汉水上游有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存,如古麇国都、韩家洲古战场、安城春秋古铜矿遗址等,都沉寂在地下,无人问津。这无疑是汉水文化研究史料资源的一大浪费。

四、汉水上游古庸国、麇国历史文化遗存现状

沿汉水上游古庸国、麇国境内分布着大量古文化遗存,庸国(竹山县)境内的楚长城遗址、霍山文化遗址,麇国(郧县)境内的庹家洲遗址、安城古铜矿遗址、韩家洲古战场遗址等,已经初步探明。

霍山遗址位于竹山县城东南约1.5公里的护佛寺旁。1973年,霍山中学扩建运动场时发现该遗址。当时出土标本以石器为主,石刀柄把部位均施钻孔工艺。刃部、尖部仍十分锋利,形器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经中科院,湖北省博物馆有关专家鉴定,该遗址为新石器晚期遗址,为龙山文化。

楚长城遗址位于竹山、竹溪境内,春秋以前属庸国,楚庄王在与诸侯争霸的过程中,灭亡占领了庸国,为北上争霸创造了条件。为了防御的需要,楚国在竹溪经旬阳、竹山,蜿蜒千里,经河南邓县、内乡、嵩山、鲁山、舞阳、方城等地,直抵泌阳,修筑了一条防御工事,这是我国最早的内长城。竹溪县境内古长城遗址有:县城西北45公里的铁桶寨处向东延伸50公里左右,到竹山县境内,与陕西、白河县界岭相接。除铁桶寨外还有三处,即关垭子、柳树垭、王家沟一带,沿线残存古城墙,经历千年变迁,破坏严重,但遗迹尚存,有些地方,古长城遗存还比较完整。

楚子墓位于竹山县城西约40公里的麻家渡镇刘家湾村,玉皇阁附近。清同治版《竹西县志》记载春秋时楚子之上庸卒葬于麻家渡该墓封土,原高约5米,直径7米,于1975年平整地时挖平。墓葬处地表有明显的五花填土,葬法为竖穴木椁土坑式。

另外,笔者在2003年夏,沿渚河上寻至余河时,发现了一些古栈道遗迹,有石门、石阶等,均位于河沟地带,遭水流冲刷严重,但有一部分印迹相当清晰,清楚地显示出,这是古代行军时所凿的古栈道,这引起同行者陈志忠先生的高度关注。他长期从事汉水文化研究,对这类遗存十分敏感并准备在汉水文化研究会年会上专门提出。关于这一遗存是否是古庸国行军古栈道,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古麇国境内的文化遗存,则更为丰富,以庹家洲遗址为例,它位于汉水南岸二层台地,面积3万平方米,堆积层3米,采集的遗物有陶器,质地细腻,有红边灰腹红顶碗,表面磨光的敛口或直口钵,绳纹、弦纹和夹砂圆稚形鼎足。石器有磨光的石斧。骨器有骨镞、残角矛等。遗址迭压着仰韶、龙山、周代三种文化。该遗址遗物堆积很多,20世纪70年代改地时期,农民经常在田间发现铜鼎、铜剑等物。由于当时当地部门尚无文物保护意识,出土文物多被毁坏。据考证,古麇国都即在庹家洲遗址附近,肖家河村。由此,这里是一处研究古麇文化的重要遗址。

安城古铜矿遗址位于郧县五峰乡,安城区与庹家洲遗址紧邻。该铜矿遗址属洞穴式矿井,出入口有两处,一处在山顶,另一处在山腰,两洞口相距百米,山腰处洞高2.5米,宽0.8米,深65米;山顶采矿洞穴呈倾斜坡状,深约80米,洞穴内有条状、鸡窝状采矿痕迹。整个采矿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据湖北省第五地质大队一位工程师鉴定,属春秋战国时期,为汉江中上游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保持完好的古冶铜遗址。此铜矿是否属麇国开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韩家洲遗址属古战场遗址,它位于汉江最大支流堵河入河口处。韩家洲位于江心一自然小岛,四面环水,面朝堵口,故人名之堵阳。遗址面积0.18平方公里,春秋时期为古麇国之东大门,也是由汉江入堵河至庸国的必经要地,为兵家所必争。所以在韩家洲一带战事十分频繁。至今古战场遗迹仍清晰可辨。洲上沙土中、岩石下经常发现古战场遗物,百家姓也多收藏着祖辈传下的古兵器。郧县博物馆现珍藏着韩家洲出土的戟、剑、镞、箭等古兵器100多件。铜纺、铜钵、铜盆、铜镜、商瓦口沿陶片,花纺硅等物数百件[4](P65-76)

上述古文化遗址,都已经探明,但没有大规模正式发掘,即使发掘也是在很小范围内发现不少古墓葬。如果更大范围地详细探察,肯定会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文物遗存。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汉水上游水位将上升8米,沿汉江分布的大量古文化遗存又将面临一次历史的考验。如果现在我们不加大力度,抢救发掘,这必将是汉水流域考古研究的一大遗憾。近两年,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各地方已开始着手准备,测定遗址地点及文物存量,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作为一名郧阳人,汉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汉水文化研究的意义。研究汉水文化,尤其是我们地方的特色文化,就是研究我们自身,就是文化学研究意义上的精神寻根。

[参考文献]

[1]李玉洁.楚史稿[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2]程少瑛.汉水听涛[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3]陈志忠.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母亲、黄河母亲说质疑之二 [J].十堰教育学院学报,1997,(增刊).

[4]郧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郧阳名粹[Z].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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