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北建京城,南修武当的战略思想
赵本新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文物宗教局,湖北丹江口442700)
[摘要]永乐皇帝实施北建京城,南修武当工程的战略构思,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永乐建国,面临北方旧元兵患,南土安南骚乱及巩固靖难继统的形势,为强化专治统治,采取北建京城,有效的抵御和控制了北方的侵略;南修武当,利用由来已久的传说,把中国文化和民间信仰中有着深远影响的真武大帝抬出,通过道教信仰,宣扬天人合一,达到君权神授的目的,缓解靖难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为巩固皇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明王朝能稳定延续276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北工程对明王朝的生死存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北建故宫;南修武当;战略思想
永乐皇帝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一生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为巩固和发展大明的一统天下顽强地拼搏,后死在榆木川征途中(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明成祖在位期间,曾实施北建京城,南修武当的重大决策,且两大工程均指派亲信,不惜财力,精心堪测、设计,并亲自主持,还多次颁布旨令,尽量使其尽善尽美,尤其对武当山的建设显得特别关心,调集全国的能工巧匠,派遣勋贵及工部大臣率军民工匠30余万人在武当山大兴土木12年,以精湛的技术、高超的工艺、宏伟的气势,进行大规模营建。竣工后,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于五岳之上,成为明王朝的皇室家庙。那么这位政治家何故要远离都市到穷乡僻壤来鼎力实施南修武当工程呢?其战略思想又究竟何在呢?
一、历史背景
公元1360年12月,明王朝还没统一,朱元璋四皇子在南京降世,由于战乱,朱元璋还没顾及为孩子们取名。1367年12月,朱棣和诸王子才正式有了父皇所赐的名号。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九年魏国公徐达长女被册封为燕王妃,十三年(1380年)三月,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1],自此他告别江南,开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活。北平是通往塞外辽东地带的咽喉重地,21岁的朱棣已长大成人,深感责任重大,他告诫自己要努力学习,勤于政务,为国分忧。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拥众边陲,朱棣受命出征大获全胜,众皇子刮目相看,后来,三位皇兄相继病逝,朱棣成为诸子中最长的一个,且是众藩王中军功最大、战绩最多、最具势力的一员。朱元璋去世时遗诏皇长孙朱允炆继承大统。小字辈的建文帝,平素无战功,长期接受儒家教育,面对强悍的外藩似乎感到束手无策,且又启用些文人,被时人称为秀才朝廷[2]。历史的本身就已经埋下了斗争的祸根。朱棣和建文帝心里都很明白,建文帝自然担心燕王谋反,采取一系列对策,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等人的建议推行削藩政策,诸王一片恐慌。
二、政治背景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先后削除周、代、湘、齐、岷五王,朱棣也自然早有准备,其实谋反之事蓄谋以久。史传有一段故事,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中秋,马皇后病逝时,朱棣就已起反心,当然不是反父,而是与太子争位。他遇见一位博通杂家的青年僧人道衍,道衍见朱棣有大王骨相,英武冠世,觇得有天子之气,并向他表白:如若能让我随您赴燕,一定奉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明白这是暗示皇字[3],朱棣非但不追究,反而非常器重他,故事虽不大可信,但这位道衍于本月二十四日先行到北平住在大庆寿寺,不久就神秘地作了住持,与燕王交情甚厚,皆属事实。这位密友和尚关键时又献计给朱棣,并提前做了精心安排。为怕朝廷奸细发觉,他们在元代旧宫内院深邃处挖掘地穴,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工匠在地下日夜赶造兵器,怕声音被人发觉,故意在宫内畜养了大群的鸭鹅,用噪声掩盖打造军器的响声。朱棣反叛的旗号又是这位和尚口授,即奉天靖难、恢复祖制、清君侧等。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怕天下人说他谋反叛逆,整天忧心忡忡,顾忌会遭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唾骂,为了摆脱这个烦恼的束缚,他与和尚道衍再次进行了精心设计,费尽心机地想出一个周全的理由,即利用神学思想为其清洗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武当山真武神是治世福神;第二方面,竭力鼓吹君权神授,对众人宣称,他得天下的过程与真武神修道成神的过程是一致的,即真武神由北方水神而坐镇天下号令群真的说教与朱棣由北方起兵而坐镇南京统领天下的过程是不谋而合的,他是真武再世,他的一言一行是按照真武神的旨意,从而达到君权神授的效果,政治上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第三方面把他所谓的靖难说成是清君侧,即清理建文皇帝身边的坏人,以诛奸臣等为借口。事实上,在靖难之初,当朱棣控制了从北平到山海关一带的全部军事重镇时,他颁发了布告,文中竟公开指责建文夫幼冲行乱无厌,淫虐无度上天震怒[4]云云。名义上指责奸臣,而实际上公开谩骂朱允炆,但他却忽略了靖难其初的本意是清君侧。朱棣宣扬的靖难,无非是为其寻找政治理由罢了。但这件事后,可能受到了谋士的批评,认为此话太急躁。因此,他在建文三年(1401年)12月初二,朱棣在北平南征誓师大会上训令将士们的一番话,却又一反常态说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5],不象上次那种过激的言辞。自此,朱棣在公共场合说话也十分谨慎,如他在大军逼宫时,内宫起火焚毁,查找到一具烧焦的尸体,宫内宦官认定这就是建文帝,他哭诉到果然是痴呆耶,我来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ju突然)此乎![2]这具尸体显然不足为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要哭出来给众臣看,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意义有三,一是想让人们都知道他是仁义之人,是真心扶佐建文帝的;二是让人们知道他并非弑君篡位;三是建文已死,国不能一日无主,他登基是名正言顺的。
朱棣得天下后心里并不平静,他十分担心建文突然从某地堂堂正正地站出来与之宣战。据《明史》记:永乐元年,(胡)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多旧臣多从之,帝疑之,的确,朱棣这个心病一直就闷在心里。《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也,当时传闻很多,永乐夜不能寐,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遣淮安王宗道遍访张三丰于天下名山不果。同年六月十五日,又派三保太监和王景弘等人入海,沿途寻踪,五年(1407年)九月初二回朝,郑和生擒了旧港海酋陈祖义,这位中国人流寓海外,据此为酋,遂令捕捉,他们沿途只去了五个小国就以押送海盗为由而返,这次出海没有找到建文,也没有其踪迹。朱棣听汇报后心急如焚,赶紧密诏户科给事中胡,令立即动身再次到内陆暗访,棣又向他颁制诸书,让其明访仙人张三丰,遍访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入,悉心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6]不难看出朱棣为寻访建文踪迹不惜一切代价,耗资巨万,遍行大索二十余年,甚至在母病故时也不让回归,可想非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但是,胡在出巡暗访的同时,朱棣还派人监视跟踪,胡被蒙在鼓里,后来在朱棣与其对话中问起他曾与一个土酋讨书之事方悟。这是警告胡,要用心隐查。由于他十分用心才被提升为侍郎。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已就寝、急起召入,朱棣必有事所报。朱棣认为,否则不会至漏下四鼓乃出。此年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二个月后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这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但他却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距他逝世也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可以说靖难之事,使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他的后半辈子。继位二十二年,竞有二十一年的不安,犹如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整天提心吊胆。因此,成祖在就任之初,在郑和、胡等出巡访查无果的情况下,预感形势的严峻:外有强悍的元兵为患,内有烦燥不安的心情困扰,南方交址的侵扰。为巩固皇权、强化统治,这位政治家纵观全局,毅然决定北建京城,南修武当,这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的决策。
三、明成祖实施北建京城,南修武当工程的战略思想
实施北建京城的计划,是永乐皇帝在军事上、政治上所采取的重要策略,为稳定政局、控制北方、遏制南方、富国强民奠定了基础。
明建国之初,元兵虽败走北方,但仍盘踞漠北,拥兵扼寨,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并采取你进我退,你疲我扰的战术,使明军防不胜防。元兵不除,时刻都在威胁着明政府北方的安全。而南方的安南一带,土族分裂、相互割踞,在南疆多次发生骚乱,国内局势极不稳定。北建京城有效地遏制了南北反动势力的结盟,从而避免了被南北夹击的局面。明政府抓住机会,予元兵以迎头痛击,稳定了北方的局势。朱棣为加强控制,还在西北设立西北七卫,强化了明政府对天山南北以及广大西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这一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北建京城,定都北京,也避免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的转辗供给,使军队有旺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和充沛的战斗力,从而使部队能迅速出击敌人,确保了优势兵力的调配。
北建京城,定都北京还使北方大部分人民有稳定的情绪,对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极大地鼓舞了北方人民的斗志。
促成朱棣营建北京另一个原因是私欲。朱棣虽生在南京,幼年长在南京,但成人后,长期受政治斗争磨练的地方却在北平,他的黄金时代在北平,应该说北平是他创业的根据地,他在这里已经建立了浓厚的感情。永乐北建京城,显然不是件易事。当时国家南北有患,尚缺乏经济实力。朱棣知道要巩固新生政权,应该薄赋轻徭,休民生息。但他厌恶南京,因南京是建文帝生长、施政的巢穴。认为建文帝在重兵围堵的情况下能安全出遁,那么他也能顺利入内行刺。朱棣没有忘记他在拥兵入南京金川门时,连楹叩马欲刺成祖未遂的情景,他深信建文帝是正统继位,京城内百姓所向。他也知道自己就任后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燕王纂位之事,甚至连自已的内弟也对他即位表示不满。元老们的消极抵制情绪,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很多人对迁都不满,以耗资过大为由而加以反对。另外,迁都会使南京及中原的建设受到影响,经济相对消弱,直接影响富豪们的利益,因此,廷臣们不愿意北迁。直到朱棣重孙时,仍有大臣提出京师南廷的意见,明英宗时群臣聚哭于朝,有意南迁者[6],胡竭力相劝,才平息这场风波。由此不难看出,朱棣在北建中克服了重重阻力,实施强权政治,最终达到了目的。
成祖南修武当的目的是要向世人昭示,他的奉天靖难是君权神授。原因是他怀疑天下人都在耻笑他同宗相戳、以臣弑君的叛逆行为。他担心政治舆论,民间口碑会象大海涌潮,时刻都能袭击他,种种的压力使他难以平静,为了巩固不稳的皇权,一方面他要安抚民心,与民共识,另一方面要从神学中为其寻找理论根据,与廷臣们达成共识,用神学理论去攻破人们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思想,逐步达到政治统一,思想统一。他宣扬真武,是要让人相信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武当山是真武大帝得道显化之处。由于真武的故事中有太子由北方水神而坐镇南方号令天下群真的说教,与朱棣由藩王从北方起兵而夺取皇权的举措相一致,故朱棣宣扬真武,就从理论上找到他登皇位的最好根据。于是乎,朱棣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专门为修建武当山下了一道圣旨:我自奉靖难之初,神明显佑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那时节已发诚心,就要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之处,即欲兴工创造去那里创建宫观,报答神惠。[7]圣旨或许说了他那时节的心里话。当时建文帝还没有削藩,他心里很空虚,为了向建文帝表达他没有反心,就将三个儿子派往南京。但均被建文帝扣押,这使他夜不能寐。当他知道一母同胞的弟弟被削时,他的精神完全摧垮了,他知道下一个开刀的就是自己,心里乱如丝麻。跑到真武观向真武神表白:若能躲过此灾,并能助他成功的话,将来一定为他重塑金身,重造殿宇。虽然这只是朱棣的一种精神寄托,后来却成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事实。那时节,建文帝为防范燕王,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外部形成包围。二是削弱燕的护卫。三是将北平驻军都督调防,其中将蒙古族得力骑兵指挥观童调入京师,整个局势已形成了一触即发的阵势。谋士们纷纷献计,与其等死,不如轰轰烈烈而生。尽管朱棣已作了充分准备,但奈于兵力所限,难以成事。建文帝却错走了两步棋:一是行动迟缓,使朱棣能有充裕的厉兵时间。二是放回了朱棣的三个儿子,满以为能麻痹朱棣,出奇制胜。其实朱棣等的就是这一天,当他发现三个儿子回来时,大叫天助我也!。加上派驻北平的军事长官张信出了问题,这些正好促成了朱棣的成功。
朱棣为了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他的真诚,在修建武当的同时,又诚恳地下诏求见仙人张三丰,下旨为这位张老师修建宫殿。他还宣称真武神曾帮助过太祖,佐于鄱阳之兴修武当山在洪武时太祖即有之心,只是因战乱而未能兴工。朱棣怕遭到众臣反对,把这次行动说成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表现出两层含义:即完成父皇未完成的大业和报答真武神阴佑靖难的恩情。真武神是天下人民的福神,为天下人民建庙祭祀无可非议,理所当然,天下百姓自然会拥护对这位爱民如子的皇帝。
另外,朱棣为寻觅建文帝,以防其东山再起,也是促成他南修武当的原因之一。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状况,北方和东方是他靖难中反复征战过的地方,也属他多年镇守控制的范围。如果排除水路的话,中南、西南地区是建文帝隐匿的重点区域,而这两个地区中最有影响的是武当山。最具号召力的还是武当山。有人以为他削发为僧,朱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建文帝为转移视线所散布的谣言。因此,武当山是朱棣怀疑的最危险区,否则,他绝不会把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心腹派驻到武当山来督修把总提调。据《武当》杂志1998年第9期转载称《新民晚报》:南京古城发现墙中墙,明朝皇帝朱允炆失踪悬案有新证。文中说,在小城墙外大城墙内发现了一个宽1.7米,高2.5米的隧道。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先生认为,该隧道很可能是当年建文帝逃匿的涵洞。证明朱棣的担心、顾忌是一位政治家所具备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当年大修武当很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和决策。南修武当一开始就给世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在敕隆平候张信、附马都尉沐昕的圣旨中说:今早命尔等启行,俄(突然)有风雨雷电自西南而至,其势不徐不疾,显是神明感应之嘉兆,然神明之所以感者,一诚而已,尔等宜体真朕诚心,益加敬谨,竭力用工,以答神贶,不可纤毫怠忽[7]。这道公开的敕书,明显带着迷信色彩。像类似的云时常都有,况且他也是一代明主不可能如此迷信。其本意是尽量让此事与靖难誓师的事情联系起来证明他也是信神的。从中可以看出,兴修武当之初,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迫不急待的程度,他大肆神话武当,就是要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神的一面,而朱棣又对这两位心腹之人是如何面授机宜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两位把总提调官表现的非常出色,配合十分默契,在修建武当的第二年,武当山却奇迹般的出现五色瑞云,真武神且多次垂现在大顶、紫霄、玉虚诸宫的空中。他们还请了名画家将显像事绘成瑞应图进献于朝,这就顺应了圣旨的意图。皇帝马上将图出示给当朝文武百官,群臣贺朝,朱棣又当众敕谕:今兹祯应,盖皇考、皇妣之福,而山川效应所致,朕德凉薄,资尔群臣协心辅治,必共勉之,以答神贶[8]。显然这些瑞应图是有意造作的。所谓瑞应图有18幅,即黄榜荣辉,黄榜揭于玉虚宫前亭中,时有荣光烛天,祥云旋绕及仙鹤鸣集于上,以及黑云感应、骞林应祥、榔梅呈瑞、神留巨木、水涌洪钟等。下余12幅均为天真圣像身衣皂袍,披发而立,下有祥云拥护,或有左右侍卫,或有执旗捧剑,或有神童导引,或有天神侍立等等,永乐十一年,大顶之上元代古铜殿,殿内供奉九尊圣像,最里中为真武,左右为圣父母、二天帝和侍卫者四[9]。紫霄、玉虚等为新敕建庙宇,据记载,显像于十一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六月二十一、八月十七、十九日等多次复现[7],按科学原理,大顶上的铜殿在特定的气候(空气湿度)与太阳光的折射下,可以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如金殿倒影、五色祥云等。而这些宫观是在九月、十月等先后竣工,其圣像仍在殿堂内封闭彩画没有开光,况外有木构屋面,如何能在空中出现真武这一奇观呢?大顶上既是有金殿倒影也未必有真武形象,因真武在最里面。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武当榔梅果采之进献于朝,武当山诸多的瑞应都如实上报皇上,朱棣自然高兴倍至。二位督臣不负重望,迎合了成祖的心理,证明了兴建皇家庙观的神效,证明建设武当是正确的。武当山所出现的奇特现象和神灵显像等刚好与朱棣成熟的政治思想吻合。由此看来,这些瑞应想必绝非偶然的巧合,是朱棣亲自策划,亲自授意的结果。因此说朱棣的崇道有他的政治一面。
北建京城,一是有效地抵御了北元的侵略,解除了北方兵患。使明政权得到了巩固。二是使朱棣在心理上消除了对建文帝及其党羽的恐惧,使其能安心治政。三是促进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南修武当,使朱棣在实施政治中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通过宗教信仰,宣扬天人合一,达到君权神授的目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二是用神学思想作正面宣传,使长期饱经战争磨难渴望和平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中原地区及中西部相对稳定安全,有效地控制中原等地,最终达到御用之目的。三是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统一。南修武当也是朱棣实施修礼乐,兴教化的治国方针,以此达到愚民之目的,从而在思想上控制了人民。
南北工程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专政统治,树立了王室的形象,巩固皇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大明王朝能稳定延续276年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对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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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当山志编委会.武当山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The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unt Wudang
by Emperor Ming Chengzu
ZHAO Ben-xin
(Historical Relics and Religion Bureau, Mount Wudang Economic Tourism Zone, Danjiangkou 442700, China)
Abstract: Emperor Yongles strategic thinking of northern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southern improvement of Mount Wudang shows a statesmans foresight and sagacity. The northern construc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defeat the invasion by Yuan Army and the southern improvement is made to take advantage of Emperor Zhenwu, a character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Chinese orthodox and folk cultur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is widely publicized to indoctrinate the idea: Emperors sovereignty conferred by God, with the result of the reduced aggravation of the class contradic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imperial power.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rojects hold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orthern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 southern improvement of Wudang Mount; strateg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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