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生：上庸堵河流域地理人文特征及影响②

十堰市社科联 牛建生

内容提要:上庸堵河流域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地理、人文特征，具体表现为：过渡带为风貌的自然地理；马鞍型发展的历史轨迹；两道驱动型经济、文化发展模式；以移民为主的人口结构。受其影响造就了上庸堵河流域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赋予了勇于担当、舍生取义的精神禀赋，熔铸了刚柔兼济、风雅执中的区域性格。

关键词：上庸 堵河 特质 精神

在我国存在着许多差异明显的区域文化，导致区域文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就是地理人文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对这一现象最简捷，最通俗的概括。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研究上庸堵河流域的地理人文特征及其影响，来探讨和认识上庸文化。

一、地理人文在区域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这种地理决定论也是中国古代关于地理文化的基本思想，有关风土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之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汉书地理志》、《乐志》也就风土与人习性的关系作了解释，清代学者李淦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燕翼篇气性》中把天下分为三大文化区域：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为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

李淦的论述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较具体。

唯物史观也承认地理环境的作用，列宁曾经转述普列汉诺夫的见解说：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1]总而言之，人类历史的变迁和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创造，并非由自然地理环境直接赋予。但是，自然和地理环境毕竟给人类文化，尤其是给地域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色彩。而且，愈是在人类社会的童年，这种影响所占的比重就愈大。正因为如此，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才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

从历史人文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行政区划也是形成区域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皇室宗族把国土分封给子孙由他们治理，形成了许多诸候国，这种情况尤以商、周时代为盛，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为深远，时至今日，许多地方还习惯以那时的国号代称，如楚地，齐鲁、吴越、三秦等等。中国的区划在很大程度上也沿用了诸候国的边界，并促进了乡土文化的形成。布罗代尔曾指出：任何领土区划在过去同时也是社会区划，因为规模不等的每一个小社会都在一块领土上栖身，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赖自身的内在联系而生存。这些领土区划便是村庄、集镇、城市和省区。[2]自从唐代行政区划将天下分为10道358州府，至元分为12省392州府，后世州县大体相沿，地名与行政疆界均趋定型，因此，地域文化传统得以在漫长的时间内由逐渐认同而趋成型。我国数千年来一直是自然封闭的农业社会，以农为生，世代聚家族为村落定居，也是促使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区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饮食。我国民族众多，语言十分复杂，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5个不同的语系。既是使用较广的现代汉语又可分为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其中，北方方言又分为四个次方言区，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即将在同一方言区内口音、土语上也有一定区别，个别方面，如果不经本地人解释也很难明白表达的意思。不亚于语言差别的还有饮食，且不说56个民族带来的差异，就是在汉族之中，也有鲁菜、川菜、粤菜、江淮菜、杭帮菜等菜系之别，还有北咸、南辣、西酸、东甜的口味之差，甚至每个乡镇都有特色乡土小吃。民以食为天，口味可不是小事，它常常是思乡情怀的重要载体，身在异乡往往思念的就是家乡的一碗炸酱面，一盘红烧肉，一串红辣椒。口味和口音在人生早年一旦形成，终生就难以改变。

二是民风习俗。民风习俗是生活在特定社区和地域的人群长期形成，并世代相传的共同意愿和行为习惯。它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就是俗话所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例如中国南方和北方在民俗上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即使在同一大区内，各地民俗无论是饮食、居住、服饰、交通、节日、人生礼仪、还是信仰、禁忌、语言、口头文学，都存在着差别，因此学界有民俗文化圈之说。

三是气质性格。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到人的体质、形貌，也影响和作用于人的气质、情绪乃至性格和审美取向。唐代孔颖达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疏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恒好斗争。宋代庄绰说：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故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近代人况周颐也提出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的见解。[3]即使到了现代，中国的著名文人，梁启超著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论及不同地域人们的气质特征，鲁迅的《南人北人》，林语堂的《南方北方》都谈到地理环境带来人们性格的差异。

二、上庸堵河流域地理人文的主要特征

上庸是竹山县的古称，其区划沿革有文献记载的为古庸国，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时代。自公元前611年楚灭古庸国后置上庸县后，行政区划和隶属虽多经变化，但上庸的称谓一直存在。到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为竹山县，其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沿用至今。堵河古称庸水，是汉水的重要支流，共有两源，西北源为竹溪河，出竹溪县西北鸡笼山；西南源为柿河，出西南曾家坝北山，以西南为正源，陡（堵）河二源东流至竹山县西合为一水，又东北至郧县西北入汉水日陡（堵）河口。（载《寰宇记》）堵河贯穿竹山全境，大部分河段在竹山境内，并对上庸文化产生了并还在产生着巨大影响。本文所谓的上庸堵河流域基本就是现竹山县，采用此称主要是为了强调历史文化。笔者认为上庸堵河流域的地理人文环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过渡带为风貌的自然地理。上庸堵河流域的地理分为两大单元：北为秦岭地槽东段南缘，南属扬子淮地台区，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上。四周秦岭、巴山、巫山、武当山峻岭横陈，中间谷地错落。堵河贯穿全境，自北向南流入汉江。从气候上看，这里受湿热的东南季风和干冷的西北气流的双重影响，干湿冷热兼有，四季分明，年日照时数12001700小时，年平均气温10 C15 C，无霜期154250天，年均降水927.1毫米，十分适应动植物的生长。从植物特点上看，属于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交叉过渡的混生带，是北方苹果生长的南缘，南方柑桔种植的北边。这里既种旱田小麦，也种水田稻子。南北兼有，种类繁多的动物也表明了它的过渡性。

其二、马鞍型发展的历史轨迹。上庸堵河流域历史悠久，从宏观上看，这里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马鞍型的轨迹。自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创世时期到上庸候国时代是一段影响力较大，知名度较高时期。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中人类始祖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之地，同样是原始文化繁荣之地，有否定了非洲是人类唯一起源地的郧县人，包涵有仰韶、屈家岭、石家河三大文化系近3000年的文化遗存的竹山霍山遗址。上庸侯国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611年楚灭庸）的影响力也十分大，商末庸国率南蛮诸国助周伐纣，《尚书》记载：武王兴兵讨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整个秦巴山区（今陕、川、渝、鄂十八县）的大部分成为庸之辖属。庸国被灭也是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件大事，公元前611年，庸乘楚灾荒之机率南蛮各国伐楚，被楚联合秦、巴灭掉。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指出：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自此，上庸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十分有限，再也没发生有较大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到了近代随着两个历史人物的出世，又为这里带来了影响力的复兴。一个是被称之为辛亥革命首义元勋的张振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著名劳工律师施洋。

其三两道驱动型经济、文化发展模式。两道是指堵河航道和鄂川古盐道。堵河航道便利，自产和过境总水量年均56亿立方米，常年丰沛，四季通航。从房县水田坪到田家坝两河口为上游，竹山境内为72公里，可行驶3吨以下木船；从两河口到竹山县城为中游，全长31公里，可行驶20吨木船；从竹山县城到郧县韩家洲入汉江河口为下游竹山境38公里，河宽水深，流速缓，落差小，能行驶更大吨位的船只，是沟通汉江、长江的黄金水道。绵延于上庸山区的鄂川古盐道，自商周时期就是华中腹地的一条重要食盐通道。它起自重庆巫溪县大宁、巫山县大昌，经过竹溪、竹山、房县，抵襄樊的谷城、老河口，全程1000多公里。从房县境起始，有两条盐道，一条去大昌，全程480多公里；一条去大宁，经上龛、卸甲坪入竹山境，穿过竹山、竹溪南部从桃源翻界岭进入大宁，全程约800多公里。竹溪县境有三条盐道去大宁，全长约700公里。

堵河航道、川鄂盐道既是物流、人流、文化流、信息流的载体，又是各种文化交流和上庸人致富的通道。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江河航运是主要运输通道，而便捷的运输通道在推进文化交流、一方致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就是对这种作用的最通俗的概括。在较为封闭的山区，便利的堵河水运把竹山丰富的农副产品运往外地，又把这里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资以及文化、时尚运进来。同时催生了码头经济、码头文化，码头是航运物资的集散地，也是文化的集散地。城镇是码头经济的产物，也是当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官渡镇、田家坝就是最好的例证。绵延数千里，持续数千年的古盐道，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劳苦人民的生存、养家之道，也是一条物品交易、文化交流之道。在漫长又坎坷崎岖的盐道上，挑夫们吼山歌、讲故事，并创造故事来打发难熬的日子，这种不经意的行为却把川东地区的民风民俗文学艺术传布到了上庸地区，为上庸文化打上了巴蜀文化的烙印。

其四、移民为主的人口结构。上庸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四周高山环抱，虽有堵河航道、川鄂古盐道，但还是相对偏僻、封闭，且生态环境良好，人少地多，物种丰富，既可满足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的需求，也可为南方人提供足够的大米，历来是流民逃避战争、旱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难所。外来人口比重较高，加之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致使这里的人口逐渐由移民占了多数。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明朝周洪漠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民寓、本著参错以居。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就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本著人一倍。第二次是清朝白莲教起义残余大量逃入竹山，以隐蔽的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商人为逃避战乱约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了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在竹山人口达万人以上的有20余姓，前15大姓中有14大姓明确为外地迁入。由此可见，竹山人口以移民为主并不为过。

三、上庸堵河流域的地理人文环境对上庸文化的影响

上庸堵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对上庸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造就了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受上庸堵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这里的语言饮食、民风习俗、气质性格等主要文化因素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呈现出多样风貌。从历史变迁来看，商周时代古庸国的遗风，春秋战国时期朝秦暮楚的拉锯留下秦楚文化痕迹，地理位置上的鄂川陕边界造成的三省文化要素，古盐道带来的巴蜀风俗，随堵河航运输入的中原和荆楚文化，来自河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陕西、山西等省，以及本省黄冈、罗田、英山、武昌、天门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异地异质的文化因子。时至今日，这里的语言饮食、民风习俗仍然是多种多样。这里的方言达6种以上,据明安生先生编著的《秦巴古盐道》中介绍在竹山蒲溪沟同纬度一线，北为秦楚口音，南为巴蜀口音。风俗习惯也有明显的区别。这里的节庆习俗也是多种多样，过小年的日子也有区别，祖籍秦晋的多在过二十三，祖籍江南的多在二十四，也有过二十五的，民间有关说法是官三、民四、末流二十五；大年三十吃团年饭，也是从早到晚各有不同。这里既保留有楚人信鬼尚巫遗风,算命,叫魂；又有川东出嫁女儿哭嫁的婚俗，既有源于安徽、江西由明清时期安徽、江西连同鄂东的移民带到竹山后经地方化的高腔，也有自贡风格的剪纸。千百年来，上庸堵河流域的人民各自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小传统，也尊重别人的小传统，和谐相处，形成了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

2、赋予了勇于担当、舍生取义的精神禀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精神禀赋，一个地区也有一个地区的精神禀赋。个人的精神禀赋是生物性基因和父辈行为影响赋予，而一个地区的精神禀赋则是由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传统造就。我们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到古庸国率蛮伐纣和攻楚被灭，再到清朝的白莲教起义，现代历史上的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张振武，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优秀党员、劳工大律师施洋，直到当今身患绝症坚持移民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李传知，有一条精神链贯穿始终，就是勇于担当、舍生取义。勇于担当、舍生取义的精神有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首先以正义、大义为价值准则；其次要有不畏风险勇于担当的气慨；再次具备舍个人为群体，舍小家为国家的情怀；最后达到舍生取义。以此观照，女娲与天抗争救民于洪水，古庸国率南蛮八国助周伐纣，反暴政昏君，助明君仁政，都能称得上为正义而战。而攻楚被灭，常常被冠之以庸人自扰的贬义，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庸率南蛮伐纣之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统率的地盘达今陕、川、渝、鄂四省市毗邻的十八县之多，无疑成为楚国称霸的较大障碍。早在楚熊渠时期（公元前886前877年）曾伐庸。《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公元前700年楚武王灭掉庸的邻国绞国（现丹江口市境内），公元616年，楚穆王灭了庸的又一个邻国麋国（现郧县境内）后，楚国灭庸的野心已十分明显，亡国的危机日益迫近，在这种情势下，庸乘楚灾荒之机奋起一搏，如果胜了基本上解除了亡国的危机，败了也不过是同不搏一样被灭的结果。于是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左传文公十六年》)《左传》记述中一个叛字足以说明庸国当时被楚国统治地位。因此，这种行为并非是庸人自扰，而是不苟且愉生，敢冒风险,勇于抗争，这种抗争是为了保国，当然称得上大义，虽说只是一个诸侯国，但屈原爱的不也是一个楚国吗？其精神却历经数千年仍为国人称颂，难道说庸人为保国而战就成了自扰了吗？所以笔者把其归入舍生取义之列。之于，清朝的白莲教起义，现代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劳工大律师施洋，称之为舍生取义是不言自明的了。当今优秀共产党员李传知，身患喉癌坚持做移民工作，更当得上舍身取义。这种精神定将为后人所传承，所弘扬。

3、熔铸了刚柔兼济、风雅执中的区域性格。对于区域间性格差异，自古至今有许多学者论述，如清代李淦曾指出：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本文第一部分已有引述。其中尤以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较为详尽，此文分南方、北方两大部分，北方论及30个州之多，南方有18个州。其中有关房州的论述为：房州土地究穷，其人半楚，有蛮夷之风。人性多劲悍决烈，民俗安于山僻。其论述不失为精辟但过于简括。笔者认为，受地理人文多重因素影响，上庸堵河流域的区域性格要复杂的多，可谓是刚柔相济、风雅执中，多重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组性格模块为，水的清灵，山的质朴。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一种艺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的确能反映出作者的个性。因此我们从堵河剪纸的风格中，就能透析出堵河人的性格。堵河剪纸以余曼白和其艺术传人朱云英为代表，从审美角度看他们的作品融清新灵动与厚重质朴为一体，这种风格与堵河的山水给人们的审美感受极为一致。这种一致性是由风土影响人的气质再影响到文采的结果，清代学者万寿祺《题佚》云：四海之内，生才实繁。就其方隅风气所近，荆扬之人剽急，兖豫之人壅迟，青徐之人塞坟，幽冀之人确悍，梁州之人鄙实，敷其藻采，象其土风，大较然哉。说的就是一个地区文人的词藻文采象其土风。鲁九臬《书勉哉游草后》论及人与地气的关系，说：后之论诗者，论其人当亦论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气见，其人亦可见。其道理就在于，山水、人、艺术作品之间相互同化，相互同构。因此，我们从堵河剪纸就能够观照出堵河人的性格特征。

第二组性格模块为，商人的精明，挑夫式坚韧。堵河的航运，川鄂古盐道在推进上庸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上庸人的精明与坚韧。这种品质较典型的从三盛大院的主人身上体现出来。三盛大院坐落在竹山、竹溪两县交界的官渡河与泗河的交汇处，有48个天井，3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达37400余平方米。其主人是清代嘉庆年间由鄂东移民来竹山的王氏三兄弟。他们靠铜匠手艺和经商起家，其中两弟弟挑过盐。千里盐道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野兽土匪出没其间，其艰险超乎寻常，挑夫们每次踏上盐道就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韧的品质，是不可能坚持下来，挑夫的经历造就的坚韧加之经商带来的精明，成就了王氏三兄弟。实践产生性格，堵河航运造就的商业和川鄂盐道挑夫的实践赋予了上庸人精明与坚韧。

第三组性格模块为，山民的本份，移民的开拓。本份就是守规矩、尽职责。开拓的本质在于敢字当头，敢想、敢干、敢创新。这两种品质看似矛盾，却常常表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最好的体现是两者的平衡。只有开拓本份缺失，就会闯的过头，而触犯法规；只有本份开拓缺失，则会过于呆板、保守。这组模块，笔者是从麻家渡罗家坡村的十星级农户创建活动中感悟出来的。罗家坡村开展十星级农户创建有一个从富到乱，由开展十星级农户创建到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罗家坡人本份与开拓的品质。罗家坡村民的致富与发展靠的是开拓精神，过头的开拓压抑了本份，不守规矩、不尽责任就出了乱的问题。十星级农户的创建活动通过一整套的规则激活了山民所具有本份素质，在开拓致富的同时守规矩，尽责任，成为全国的典型。实践造就性格，实践也反映性格，罗家坡村开创的十星级农户创建活动就充分的反映出上庸人所具有的本份与开拓的品质。

上庸人所具有的刚柔相济、风雅执中的多重统一性格是通过三组模块的分析来表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不可分的，潜在统一为区域性格。对不同的上庸人来说，其性格肯定是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由于模块的数量，以及组合比例或平衡点的差异。譬如，同称为汽车却有许多种不同的汽车一样，相同是抽象的，不同是具体的。



参考文献：

1、竹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竹山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

2、蒋显福、匡裕从、杨立志，沦桑与瑰丽[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安生，秦巴古盐道[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年11月

4、董维涛，一方水土一方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3月

5、蒋 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



作者简介 牛建生、男、1956年3月生，湖北省十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地方文化，地方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