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②

　明代文学家中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号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１５６０～１６００），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其弟袁中道（１５７０～１６２３），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明史》皆有传。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公安派对七子复古有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雪涛阁集序》）在批判拟古的同时，三袁还曾提出诗文应以表现性灵为主的主张。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牍、游记等杂文小品。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作者有些山水游记如《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等，都是追求闲适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尽如此，例如中郎有《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薛侄入觐序》诸作，便是关心天下治乱、而且反对宦官专政的。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