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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但中国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转，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真正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原点，研究当时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发生转型，文学批评家们又是如何进行转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转型，以及他们的转型实践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启示。但是，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任何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等。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还不能说是文学批评的“转型”，因为倘若主体、对象、功能没有变的话，其基本的“型 ”就还未变。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各种批评方法潮起潮落，但它们都同属西方的“现代”型文学批评。只有当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文学批评才能说是发生了“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诸种意见之中，呼声*高的是“五四”说，这以我们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并不是起于“五四”时期，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术界陷入了一个误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应发生于晚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到晚清为什么会出现转型？首先是因为社会历史危机。到了18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逐渐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在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治古文经学的汉学家们却束手无策。乾嘉古文经学没落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而今文经学兴起致使经世致用思潮复活，经世致用思潮要求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转变。其次是因为西学东渐。晚清西学大量涌人，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儒学正统地位逐渐丧失。而儒学正统地位丧失导致新式教育兴起，新式教育的兴起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批评主体，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再次是因为文体变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小说等不受重视。但晚清之时，小说地位日益提高。而文学文体和文学批评文体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即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变化。因此，当文学批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也就在所必然了。前两者属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他律性”规律，而后者则属于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内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自律性”规律。
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转型发生的路径是什么？如果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作一总体概括的话，应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它包括“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二是王国维等人的西体中用，如《红楼梦评论》；三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这三种文学批评各有其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但却又一致地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例如，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以前为封建士大夫，现在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均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对象发生了改变，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不重视小说等叙事文学，而现在梁启超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章太炎为《洪秀全演义》作序；批评文本发生了改变，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文本体式，主要是序、纪传体、品语、诗体以及评点体等，梁、章、王等都发表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它们不同于古代文学批评中那些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断的文论，也不同于笔记体的诗话、词话和小说戏曲评点；批评功能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韵功能主要在于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等，梁启超等文学批评家们，其文学批评功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人本思想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