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之境-问道《传习录》》内容简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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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有一句名言：“我的一生，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一生。”（《回忆·梦·思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中国儒家哲学则认为：“我的一生，是有意识自我实现的一生。”在读毕《传习录》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之产生深深的认同之感。 中国儒家哲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路线，是儒家设计的君子*为理想的生命行程。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儒家看来，“修身”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其主体内容，是认识自我内在灵魂的超越性价值指向，完成对自我个体的道德升华。换言之，儒家的自我是“修身”的自我，是道德的自我。在君子的道德人生中，“修身”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儒家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衍生出的必然果实，修身然后能齐家，齐家然后能治国，治国然后能平天下。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君子内在“修身”的外向式展开。一句话，儒家所规划的君子的一生，其本质就是君子的道德自我逐步实现的一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修身”是君子的“内圣”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君子的“外王”之业。自古以来，人们不仅称道带有“立德”色彩的“修身”成圣之业，也盛赞带有“平天下”意味的“立功”之举，同时也激赏“为天地立心”的“立言”之行。合而观之，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为“三不朽”。放眼古今，儒家君子多见能立德、立言者，而鲜见能立事功者。纵览史乘，翻检其间，其真能当得起“三不朽”之名者，不过几人而已。而且，即便在这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中，后世对他们是否真的符合“三不朽”的要求，还存有不小的争议。但是，到了明代王守仁（阳明）那里，这种争议止息了。清代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阳明故居瑞云楼的楹联说：“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近代著名学者康有为说：“言心学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阳明一人而已。”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则干脆说：“一生俯首拜阳明”，并将此七字镌刻于腰牌之上，终生携带。类似的赞誉，到今天仍旧没有止息，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人们来阳明洞朝圣参拜。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绍兴余姚人。因其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世称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守仁降生时，其祖母梦仙人于云中鼓吹送儿而至，其祖竹轩公异之，遂名之曰“云”，指其所生之楼名曰“瑞云楼”。守仁五岁不语，后遇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改其名曰守仁。《论语·卫灵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守仁之名，即来源于此。由此，亦可见祖父对他的期许。 阳明一生，是儒家自我意识实现的一生。他十二岁读书，便问塾师：“何为**等事？”在他稚嫩的心灵里，已经有了做世上**等事，学为圣贤的雄心。他不肯安于平庸，狂放地追寻着他自认为超凡脱俗的事情。十五岁，他已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出塞逐胡儿骑射，深慕豪杰之行；十七岁到江西成婚，与道士对坐，相向忘言；十八岁，他携新妇归越，路谒贤人，便深契圣贤之学；二十一岁，他在父亲官署遍读朱熹之书，“庭前格竹”；二十六岁，他有感于国家边境不安，遂读尽兵家秘藏之书；三十五岁，他忤逆权阉刘瑾，流放龙场，于百死千难中，领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旨，遂离朱熹，开创书院，讲学不辍，教化群伦；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他平定江西的巨大匪患，平定明王朱宸濠的惊天叛乱，立下不世之功，但遭小人嫉恨，封赏不至，几至殒命；五十一至五十六岁，他避开政治纷争，归越端居，与二三子，讲学是力，传授心学，泽被来者；五十七岁，他应召奔赴平乱前沿，功成之际，卒于舟中，临终门人请遗言，他坦然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这是王阳明一生的大致历程。 王阳明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致良知”的过程。“良知”一词，来源于孟子，指人固有的先验之知，具有不待思、不待虑、天然纯善的特征。阳明认为，良知之存，赖乎一心，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即是我心。君子一生，就是发现自己内心良知，发现自我纯善本性，并将此良知推演开去，造福万物的生命历程。这样的历程，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异曲同工。黑格尔说：“人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在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的事物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其中复现了。”在这样的意义上，阳明所谓的“致良知”过程，实际上是发现本心、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历程。因而，阳明之学，也就是发现本心、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之学。 从源流而言，阳明之学，乃是远承孔子，中接汉学，近续程朱的新儒学。自孔子以来，一本而生万枝，儒学分为八派，《韩非子·显学》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上述儒门八派中，以孙氏（荀子）之学、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影响*为深远。荀子之学援儒入法、外儒内法，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后在汉代发展为通经致用的汉学，汉代董仲舒、贾谊等人皆其后学余绪；而子思及孟氏之学出于曾参门下，后人又称其学为“思、孟”学派，此派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修身”之学，属于儒家的人格主义一派，后在宋代发展为程朱理学，程颐、程颢、朱熹、陆象山是其代表人物。 实事求是地讲，汉学与宋学各有优长，亦各有其弊。汉代儒学之弊，在于其为达政治目的，常以儒家之学与道家、阴阳家、法家之学杂用并施，政治效果虽然异常显著，但显得儒家“血统”不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如大儒董仲舒，其学以儒学为主，但其中每多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之学；宋代儒学之弊，在于其固守“修身”一隅，虽然也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目的，但因其以道德和外在的礼法对人心约束过深，坐而论道，玄而又玄，不切实际，道学气太重，人心容易迂腐，遂不能旁通发挥、发为事功。能知而不能行，论道德则有余，论“立功”则全无善策。及至明代王守仁出，儒学气象为之一新，儒家“三不朽”之说方才落到实处。 阳明一生，所学庞杂，他涉猎佛、道二家，旁通兵家纵横之学，而以儒学为主脑。若论杂用并施，注重实效，则阳明之学颇似汉学；若论坚守儒家古训，坚守良知之教，不离道德本源，则阳明之学又颇类宋学。换言之，阳明之学，兼取了汉学、宋学的优长，而去除了它们各自的弊病，尤其是弥补了宋学的不足。宋学纠缠道德，大讲天理，纵谈形而上学，在儒家的伦理迷宫中不能自拔。求实而论，宋学所论道德不可谓不高尚，所论天理不可谓不深刻，但其道德多为固化的道德，所论天理多为与人世绝缘之天理，缺少面向现实人生的维度。 为了纠正宋学的弊病，王阳明力倡良知之学，认为良知即天理，天理即人心，以人心与天理同列，认为人们不用去空谈高高在上的天理，而是听从内心良知的命令，按照心中固有的良知去行动，每个人都自作主宰，而不是对某种外在的绝对主宰的服从。这样，人心就被解放出来，人的自我被充分调动起来，主观目的性与伦理必然性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凡物但循良知之道，皆可为我所用。这样，宋学知行分离的坐而论道，就被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取代；宋学的抽象天理，就被活泼的、具有现实精神的“良知”取代。儒学经王阳明而实现了涅盘重生。 读毕《传习录》，我们会发现，王阳明的一生，其实是其内心不断拓展的一生。读过《阳明年谱》的人都知道，阳明一生屡经磨难，几起几落，但*后，儒学的信仰救赎了他，对于良知的信仰救赎了他，他对“心”的信念始终如一，虽九死而犹未悔。对“心”的信仰，让阳明度过了漫漫长夜，实现了儒家所盛称的“三不朽”之业。人类的心灵有一种崇高的属性，就是它可以将人内在的本质力量展现出来。在这样的意义上，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就是一个明代士人以自己的心灵对儒学发出的*崇高礼赞，对人自身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的礼赞。

书籍特色

《传习录》是记录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言行的一部著作，涵盖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即“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书稿对王阳明的主要学说和观点进行了提炼和阐述，尽量客观详实的讲述了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和理论精华，可作为古典文学、历史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对明末的忠良奸佞等众生态做了入木三分刻画，剧作的主题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本书稿以简明流畅的语言重新复述了《桃花扇》的故事，并对创作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实的阐述，可作为古典文学、历史学及戏剧爱好者的普及型读物。

作者简介

李振峰，1978年生，男，吉林省德惠市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中西方文论等，同时从事诗歌散文创作，曾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