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其巨大的文化精神化跨度使得人们禀有了“转型期”的个体身份重新书写和心灵失重的晕眩感。在这相当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转型”时期，可以看出其在“现代性”问题的推进上，有了诸多话语形态的不同。我将之大致归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理，在今天是十分急迫的工作。?
反传统的西化意向。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观点以电视文化片《河殇》为代表。请看其中这些充满情绪化色彩的文字：“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河殇》通过对长城城“墙”那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自我封闭模式”的认识，而揭示了“长城围死”的主旨。同时，对“四大发明”的现代运用加以质疑，揭示出四大发明在它家乡却是命运不济，生发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英华早逝的痛苦的“神圣忧思”，对其命运和社会的周期性的大动荡加以分析，进而强调了《河殇》的主题，即“黄河出血”，依赖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将使得“黄色文明”（中华文明）终究成为即将死亡的文明，而“蔚蓝色文明”（西方海洋文明）表明了文明的新希望。从这种对环境、土地、国家、民族的激进言述中，进入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全面否定式批判，即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全盘清算，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僵化，是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性思想障碍。不难看到，《河殇》在它的反传统的总体意向中，使中国在本世纪关于现代性的反省，走向了一种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极端性思考，它必然面临传统秩序的失序以后的“现代性”与“西化”的诸多问题。?
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从70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争取失去的时间，再度获得失去的学术和知识权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喜悦心境。知识分子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在人文价值方面，整个社会张扬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理想和建构的新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等作为几代知识分子的象征，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由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而推进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价值的肯定，即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和知识专家地位，他们在本世纪中遭遇知识贬损和愈演愈烈的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践踏（“臭老九”之称）的颠覆与重新书写。于是，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强劲的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着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中一本卡西尔的《人论》使中国学界对人和人的观念的思考、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西化”的进程。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这批不可小看的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在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怀疑精神。?
主体性启蒙。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性”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美学界的“积淀说”，文论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杂糅性。?
方法论热。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于是，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并用现象学“还原法”与中国文化中庄禅的“心斋”、“坐忘”相互阐释，甚至以中国“意境论”比照西方“典型论”等。于是，哲学美学的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拓展，“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很大的发展。?
本体论热。紧接着，在1986年出现了“本体论”热，从方法论层面推进到本体论构架，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艺术本体论），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
全民美学热。80年代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是全民族的“美学热”。美学热不仅是理论的自我痨生，而且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当思想解放以美学热的方式表征出现时，美学实际上成为当代新生命意识存在的浪漫诗意化的表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整合，人的主体的无穷膨胀和主体精神的极度伸张，这一切铸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精神内核。美学成为了思想解放、价值重估、意义伸展的别名，甚至成为全民心灵狂欢的当代“仪式”。?
寻根问题。在美学热中，人们更进一步关注“寻根”问题，因为当西文文化价值充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时，人们重新注意中国文化的“根”，注重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向度、文化品位和精神意向。于是，寻根———寻找自己的生命母体和生存地基，呼唤中国气派华夏品格，激发当代作家除了向外敞开的“西化”色彩以外，又禀有了一种厚重的本土民族意识、深邃的母语经验和生老死葬的土地感。?
精英文化的勃兴。与寻根问题相关，80年代总体文化倾向张扬高雅的精英文化，即对诗歌、小说，甚至哲学、美学加以诗化、浪漫化、纯粹化。反文化专制主义，反低级趣味，反伪审美，成为80年代精英文化的典型写作模式。尤其是一种浪漫的诗化体成为80年代最热门的文体，甚至连哲学界的一些着作都是以诗化的方式出现。文坛雅化净化的格局，使得小说叙事语言和审美趣味均向大气、宏伟、终极方面发展。当然，如武侠小说这种在90年代被学者和研究生们津津乐道的论题，在80年代却几乎不受学术中心话语的重视。?
拯救的乌托邦话语。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表征当是精神与信仰的“拯救”，精神在超越之思中脱胎换骨，心灵从此岸向彼岸的迈进，拯救成为一代知识精英的主题。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精神终于受挫时，拯救他人则变为拯救自我，启蒙他人则成为精神消隐逃亡。?
这意味着，一场来自学界内部的根本裂变，随着90年代的沉重脚步，变得无可避免了。二 九十年代知识谱系的全面转型
进入90年代，整个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90年代的文化氛围与80年代有了相当的差异。人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自身70年代到80年代那种“前现代”与“现代”杂糅性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一种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审理80年代启蒙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启蒙与建构、理想与轰动的若干问题，审视在坚持改革开放开窗开门接受西方新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社会思想民主自由引进以后，到底哪些思想预言应验了？哪些将自己引入歧途？哪些思想文化和意识话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对自己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而哪些却在历史的误读和现实的错位中被时间淘汰而成为明日黄花？?
学者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治学方法、学术心态、人格结构和言说方式上，开始做出由“建构”到“解构”的根本性调整。这使得90年代具有了“现代”与“晚期现代”（后现代）的杂糅性，使其终于从80年代的“审父”意识，即对历史和传统的审视，进入到“自审”意识，即对自我和自我时代的审视。其表现也分为几个方面：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90年代是传统的总体复归，无论是百余集电视文化片《中华文明之光》，还是《望长城》、《长江》等对中华民族思想的歌颂，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宏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还是学术界对晚清以降的学术史研究的热衷和强调民族本位文化，都说明90年代初期已与80年代初期那种激进的“西化意识”大不相同。中国学人关于自身的国家、民族、个体文化身份，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油然而生，于是80年代的“西学热”被90年代的“国学热”所排斥取代。众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学术调整，研究国学成了学术史研究的正途。80年代学者大多谈论“回到五四”，而90年代学者则大多谈论“回到晚清民国”。学术谱系和出版意向已迥然不同于80年代：远东出版社出版《民国学术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及众多的古籍的译解注疏———从先秦到明清的经史子集的译介工作，包括若干古籍（如规模很大的《传世藏书》等）的出版，都说明90年代是国学的兴盛时代。而不少学刊办刊宗旨也与80年代大异其趣，如《学术史丛刊》、《学人》、《东方》、《原道》、《原学》等，都表现出向传统的回归意向。?
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随着文学的轰动效应消失和启蒙工程崩塌，其优越的精神领路人的地位终于归于消解，人们在现实面前再也不需要圣贤般的宣谕者和真理的代言人。80年代的精神亢奋和“青春期”的骚动，到了90年代变成一种倦怠、困惑、迷惘和“中年期”的老成。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理想化。从而，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虑，生命之“轻”的失落，风险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真理、价值、崇高的亵渎和无聊，成为知识分子分化的现实处境。?
后现代性的情结。与80年代“现代性”的情结不同，90年代在创作批评和整个文化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景观”。这种后现代思潮在权力、话语、中心的扬弃中，走向了反权力、反中心、反话语和反美学。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出现了怂恿后现代精神、批判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正负面价值等几种不同的学术意向，并与后殖民主义有着若干的内在联系，当然也与国学热构成某种内在紧张关系。?
非主体化。与80年代张扬“人的主体性”截然相反，90年代文人是从自审、自嘲、自虐到自杀。知识分子确实已经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即“人死了”（福科）、“主体死了”（德里达）、“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德）。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调侃方式面对世界纷纭复杂景观而终于无可奈何。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的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一地鸡毛”式的存在时空体。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着就好”成为90年代人的成人仪式化奠基。?
反方法论。与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不同，90年代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话语充斥文坛，如“耶鲁四人邦”，法国的解构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亵渎、边缘等话语，成为现世的流行语和写作策略或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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