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象尽意对汉字字形的影响

　　1、象形性

　　《说文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象形字来源于图画，是以物象之形记录文字。用象形的方法所造的字一般是有形可象的事物，如日月山水等。除以象形为造字方法外，汉字又有其他造字方法，指事、会意、形声，而这些造字方法也都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或拼合，或减省，或增加象征性符号而成。指事就是在象之“形”上加指事符号，这个指事符号的意义存在是以“形”的整体所指为前提。《说文》释“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就是在“象人形”之“大”上加指事符号而成的。又会意，一般由两个或多个象形符号组合而成。《说文》释“莫”：“日且冥也。从日在?中。”再说形声，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组成。声符虽表音，但声符本身原来也是象形符号或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符号。如“茱”，《说文》释为：“茱萸，?属。从艹朱声。”声符“朱”又为指事字。正因为汉字没有脱离象形特点，立汉字之象以尽意，所以汉字始终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2、符号性

　　字形与它所记录的词义脱离意义上的联系，按规定关系重新组合，从而使字成为词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符号。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象形字与词义的密合度减弱。有的词有形可象，而有的词则无形可象，或即使有形可象也不容易让人辨认，如“气”，《说文》云：“云气也，象形。”甲骨文作“薄”，罗振玉释此字云：“与三有别，彼三划等长，此中划特短。”后金文为与“三”区分，特将上一横变弯。其二，象形字的表音化，主要表现在本义基本不用而假借义通行和作为形声字的声符。如“我”，甲骨文作“捃”，本义为兵器，但西周时就已假借为第一人称使用，《易?观卦》有“观我生”，到东汉时期，“我”的本义已少有人知晓。此外，“我”还作为声符组成形声字，如“饿”“鹅”等。其三，字形本身的发展。汉字按“简易律”和“区别律”的方向发展。“简易律”导至汉字的简化，而“区别律”则常常导至汉字的繁化。汉字遵从简易律对图像进行的改造，既包括汉字字形在历时上的演变，由篆到隶，隶到楷，再到行；又包括汉字字形在共时上的变化，如“集”古作“?”，《说文》释为“群鸟在木上。”汉字的区别律则要求字形的明确，在原来象形字基础上增加区别部件或区别符号。如“溢”乃“益”之后起字，“益”甲骨文作“?”“?”等形，罗振玉释“象皿水溢出之状”，后“益”表“增加”义，则加水旁以“溢”表“水满”义。既然立了汉字之象，那么基于人们求新求简的心理，汉字必然会朝着符号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