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
谦益的诗学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祖宋”是说牧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剑南而连接成的一片“诗学腹地”；“祧唐”则意味着牧斋对唐代诗人有所继承。在唐代诗人中，牧斋对杜甫始终心仪而师范，他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杜诗笺注》汇聚了他长期研治杜诗的成果。这是对杜诗文本的研究，对杜诗学术史的研究则见之于《初学集》卷一百十《注杜诗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和《牧斋外集》卷五《薛行屋诗序》等。其序曾房仲诗集指出：“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对中晚唐诗家的影响，在薛桴庵（行屋）诗集序中，牧斋将宋人学杜家数一一点来，如玩家珍，足见其对杜诗及宋代诗人探究之功力。我们知道宋诗的特质于唐代诗人中特别近杜，“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钱谦益《薛行屋诗序》），宋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杜诗的影响史，因此后篇序文尤当重视。以其为津梁，我们更能理解牧斋推崇杜诗与提倡宋诗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点。
尊杜何以成为牧斋深刻的诗学祈尚，并确定其走向宋诗的途辙？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引证他对以学杜而享誉诗坛的着名诗人周亮工的评论。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论诗肤七子而戋竟陵，曾痛感诗道榛芜，刻严羽《沧浪诗话》行于海内，以示其谬，深契牧斋之心，故推奖有加。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评元亮也，其旨要可得闻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及的昌黎以下数人，正与《曾房仲诗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斋所谓“有本”正是自《诗经》以来至杜诗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现实感怀。它迥异于沧浪的所谓“妙悟”，不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会神韵，而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融铸，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检视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当世的七子派虽然以盛唐为圭臬，但“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11) 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纠公安俚俗轻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则从眉山起手”，“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故能凌躐千古”，(12) 而钟谭一味抽绎幽情单绪来造境，视界终小，意蕴也浅，其结果反而成为七子一类“枵然无所有”者。(13) 牧斋反复强调衡评诗作的标准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诗无诗”，“有本”则谓之“有诗”，否则即为赝品，“终谓之无诗而已矣”。(14) 可见牧斋之“尊杜”正是对“有本”这一诗歌创作最根本原则的确认与提倡，力求以此一变浮伪并作的诗风。
然而“尊杜”一般来说应当引导出“祖唐”的趋向，但牧斋之“尊杜”何以成为走向宋诗的起点和唐宋并重的支点呢？固然宋人好以学问为诗，注重义理表达，创作运思带有学人色彩，主体意识具有现实感和使命感，艺术表现善于广泛吸纳，以故化新，如此等等都与杜诗款通，甚至可以说正是宋人自觉追求和仪法杜甫的结果。这些都决定了牧斋诗学的可能的取向，但是从根本上说，诗文化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运动、演变同步共振的，因此具体的诗学形态、风格替兴终将取决于时代的潜在选择。
那么时代风会作为一种客观环境，哪些因素对诗学形态和风格的变化发生作用？主要是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实学思潮和天崩地坼的易代之变，而后者尤为重要。这风轮火劫、神州陆沉的灾难将具有盛世色彩的庙堂文化氛围荡涤一空，此时作为昔日诗学偶像、典范的李杜必然被遗民（当然也应该包括一些走近清廷的士大夫）重新体味一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时，实宜“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之作。显然奇思壮采，明朗高华，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李白诗已难以成为沦陷于劫灰的诗人的精神通道，倒是心存忠爱沉郁苍凉，老树古垣般的杜甫诗最能表现摧颓压抑的遗民心态了。“诗人遭乱称作手，杜老天宝剑门走”（《张子诗粃》卷三）。遗民作家追踪着少陵的心路历程，在声华发越的唐音和沉潜坚实的宋调之间，也必然走向后者，究其原因，“盖盛衰之感，不能寓于肤阔，此其所以折而入宋欤”（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
进一步看，在胜国宗圯倾败之时，清初的先朝遗民们与宋代诗人，特别是晚宋的诗人们有着同样或相似的被“异族”所亡的悲剧性的心理体验，这时宋诗以及宋学作为历史上曾经被“异族”征服的宗国的文化遗产，有着特别的意味，成为一代遗民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牧斋正面肯定宋诗之说并不多，但对宋遗民诗却高度称赞为诗史，便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的共鸣。这里不妨再旁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事实：明末包括钱谦益在内的一批激烈地击排、否定八股文（时文、制义）的诗人、学者到清初时态度都有所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吕留良了。明亡时他曾作诗痛叹“断送江山八股文”，但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他便开始评选时文，历时二十年，成为着名的“时文选家”。他在《答张菊人书》中曾透露其宗宋诗、嗜时文，并非“本意”。本意为何？《与施愚山书》云：“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显然借八股文浇其块垒，发其郁积，正是深刻的民族精神之转注，“时文选家”后有一个壁立万丈的明道救时的人格形象。吕留良时文观念的转变大致也能够反映出牧斋的心态，它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说明，特定的情感类型决定着对文学史人物崇拜对象和各种文体选择的态度，因此在朱明被“异族”夺鼎而易代之际，诗人们追踪少陵和月泉诸老，移情于天水一朝化育之宋调，实在是民族精神涌动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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