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宋代的诗歌史是在“江西”与“晚唐”之争中划上句号的，随着蒙古王朝统一全国，南北诗学逐渐从趋尚的多元化转为反拨宋诗，迈开了回归唐代乃至汉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国祚不长，诗道亦未远。当四大家以盛唐诗风为典范的诗歌出现，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体派时，朝代却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实，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汉唐的步履强劲不衰的话，明代诗歌史的起承转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从文体文风随时代而兴替的规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代并没有一反元代诗风，反而与元代诗歌合为一个大的文学阶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导风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当然，将元明诗合为一个大的阶段，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明人弘唐诗之法，诛宋诗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诗”未臻胜境外，时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明太祖朱元璋这位集雄才大略与果毅残暴于一身的开国君主，鉴于元代政治制度松懈与思想统治不力而产生社会异变，在夺鼎定基伊始便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着手诏复唐制，纯洁文化习俗，创造沉潜执着地追求理学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力求高扬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围。在诗歌风格上，太祖“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 因此舍弃宋调而尚“盛世清明广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诛宋，又伐晚唐，王彝着《文妖》力斥元季杨维桢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强烈地诋斥铁崖体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诞涩之词饰其浅易之意，攻讦当世之文。昧者群和而从之，而三吴诸郡为尤甚。此皆挟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虽不足为斯文害，然不除灭而禁斥之，何由复古之盛乎？”(3) 这里提出要“除灭而禁斥”铁崖体以“复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强烈的时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庙堂色彩，在这种文化心态中长期闪回着“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激活这种幻影，尽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试图远离庙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实际上进入并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文化机制。直到嘉靖以后，权力机制逐渐瓦解，而随着启蒙学术的展开，知识群体知性精神觉醒，人们才开始冲破思想的囚缚，走出虚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重新审视既有的具有统治力的文学理论，一种与七子派相悖，对庙堂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的诗学价值观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晚明，接纳宋诗的过程将是十分艰难。有学者认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现过两次提倡学宋的潮流。一次是前期方孝孺、陈献章、庄昶等人，一次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后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这些提倡学宋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理学家。”(4) 其实，有明一代肯定（肯定并不等同于提倡）宋诗者赓续不断，但“潮流”并未形成。肯定者中固然有崇尚理学，“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已任”的方氏作出“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更无俦”(5) 这样的力排众议的论辩，但更多的为宋诗辩护者则与理学并无深刻的联系。如明初诗学盛唐祈向已十分明显，刘崧以雅正标宗，一时风从影动，黄容即对其黜宋之论极为不满，作《江雨轩诗序》云：“宋苏文忠公与先文节公（按：此指黄庭坚）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虽不拘拘其似，而其意远义该，是有苏、黄并李、杜之称。当时如临川、后山诸公，皆杰然无让古者……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崧者人不短则己不长，言不大则人不骇，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固不足与辨。”瞿佑亦排除门户之见，反对当时流行的“诗盛于唐至宋而坏”之说，仿效《唐诗鼓吹》例，辑宋、金、元三朝之作一千二百首为《鼓吹续音》（十二卷），明其宗尚，有自题诗云：“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引自《归田诗话》卷上）。其后都穆、俞弁、李濂、归有光等人都反对崇唐斥宋，不断发出异见者之声。如都穆《南濠诗话》云：“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亦云：“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即使是总体上扬唐抑宋的杨慎，也屡有“今日‘宋无诗’，其然乎”的质询。(6) 但明万历以前，在前后七子“劫持当世”，倾动天下时，接纳宋诗只能是一种潜隐的走向，所有这些对宋诗的呼唤都仿佛是一股股潜流，难以形成冲击波，无法改变宋诗被用于覆瓿的命运。即使是李于田的《宋艺圃集》和曹学佺的《石仓宋诗选》出现，因其所选远于宋而近于唐，并不能增加宋诗的份量，在呼唤接纳宋诗的潜流中迸出新人耳目的声色。如果说明代在肯定宋诗方面，曾有过砉然鞺鞳，颇能振荡诗坛的声音的话，那已经是在晚明公安派出现以后了。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明确地将“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作为谬论加以辩驳，在《与冯琢庵诗》中极称元、白、欧、苏四家诗文足以与李、杜、班、马雁行并观，“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也？”《与丘长孺》一文更从文学史发展趋势阐述其诗学观，宏道认为唐自有诗，不必《选》体，《选》不必为汉魏，汉魏同样不必为《三百篇》。如以不唐病宋，文学创作必以前代为准，那么就会推衍到以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的荒谬地步，那么岂不是“诗灯一派，扫土而尽”？二百多年来呼唤宋诗的潜流，蓄势至此，正期待着一种内旋与外驱力量助其奔突。

钱谦益早年曾汩没于俗学，“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答山阴徐伯调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应会试寓居极乐寺时，与袁小修相识，得以闻知公安派的理论，又从嘉定林下诸君子处得知归有光之“绪言”。如果说他的文学观的整体性改弦易辙是转益多师，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结果的话，就诗学观来说，则显然受袁宏道理论阐发的影响极大。二百多年被奉为圭臬的唐诗，至晚明师范的窠臼已过于深重，诗界“厌而学宋”之气已经萌动，风会递嬗实属必然。但是公安袁氏虽可谓具有知性精神的觉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纠偏，创作亦不无弊端，竟陵起而反拨，以深峭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显然，要改变明代诗坛积弊，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和选择，而且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真正打通，取得实绩。钱谦益能够卷动潜流细浪为耸峰飞瀑，绍承前哲之绪而大开风气，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谦益开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才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