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师承、观点的不同，文人之间评头品足，甚至挑毛病，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好处。
以杜甫而论，唐代尚不被足够重视，宋代以来，名气大了起来。但是，也有种种反对的声音。大体上，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有几条线：第一条线（从主题、题材等方面说）：如杨慎反对“诗史”和指斥杜诗中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升庵诗话》）。第二条线（从风格等方面说）：如杨亿“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赵执信《谈龙录；王世祯贬抑杜诗的博奥雄奇。第三条线（从文字、结构说）：如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文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诗《八哀诗》有“累句”之病；王世祯说《八哀诗》“钝滞冗长”（《渔洋诗话》）；袁枚认为杜诗《秋兴八首》“不过一时兴到之语，……习气太重，毫无意味”（《随园诗话》）。以上大部分人的时代都在船山之前。
但是，这些批评有两个特点：首先，还是只对部分或个别杜诗而言的。如杨慎在总体上还是服膺杜诗的，说“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并认为“诗圣于杜”。其次，其中多数对于杜诗的意见，碍于杜的盛名，因而“不敢议”、“不敢昌言”；或采取在选本中不选杜诗的迂回态度。粗浅而言，由于时代、流派、感受等不同（如王世祯生逢太平盛世，倡“神韵”说，醉心于“淡远冲和”），对杜诗有意见是必然的，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好事。
而在王夫之的时代，出现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危机和心理危机，以及思想界的茫然和真空，相对说来也产生了可以言所欲言和破釜沉舟地检讨反思文坛弊病的自由空间。船山对于杜甫的责难，正是这种危机和真空状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于上述对杜甫的批评意见的过滤、提升，以及“上纲”。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场，和文学关系于“兴国覆邦”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净化的、超凡脱俗的文学的寻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评者的观点和理念的；但他对杜甫的指谪，仍不是无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资料和言语。戴鸿森在《姜斋诗话笺注》中就指出，王夫之关于“诗史”的看法，受到杨慎的影响。
上述几条线的批评形成一种合力，是以含蓄蕴藉、淡远冲和，来反对杜诗的直露浅白、“发扬蹈厉”、“易着色相”；船山则是以原圣徵圣（也包括温柔敦厚之旨）来反对杜诗的人性化、“愁贫怯死”。尽管他们从颇为不同的立场出发，激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在这个方面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反对的是杜诗的贴近历史凡俗、过分的入世精神，即将个人和众人的穷愁的如实描绘和尽情倾诉——这卑微而正当的人欲——携入诗歌的净土和大雅之堂。
船山批评陶渊明：“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坠其中……。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其实，苏轼就曾说：“得一食而欲以冥谢主人［‘冥谢’指来世（轮回）相报，指陶《乞食》同诗中诗句：‘衔戢如何谢，冥报以相贻’?，此大类乞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东坡题跋》卷２）（看来苏轼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船山则是饥寒也不能以“似衲子”入诗。）朱熹也说过：“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
船山批评白居易，前人何尝没有批评过，如朱熹说过：“白乐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和而淫”、“淡而伤”当然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有距离。
船山批评韩愈：“韩退之倔强标榜，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其实，朱熹也说：韩愈的文章“较有些王道意思”（《文论》）。“王道”在这里其实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马光对韩文的评价也说：“其言多矫激太过”（《资治通鉴》卷２４０）。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应忘记，历代的哲学、经学大师，其中好多人本来对文学艺术就有很多保留。《韩非子》曾提出着名的“儒以文乱法”的观点。《庄子》则声言：“灭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二程甚至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方今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二程遗书》卷１１）《论语·卫灵公》也说：“郑声淫。”朱熹更说，郑声是“淫诗”。而船山也是毫不逊色的经学大师，他对文学的“净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钵传承的。应该说，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前人（经学大师），但仍然未能放弃文学反映人欲及贴近历史、凡俗则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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