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