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着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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