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着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
铁民、少康、光烁《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一文认为，从形象、情感等概念入手来评价《论语》的文学价值，“是把路子走窄了”，因为“它不甚切合我国古代散文的实际情况”。[34]吴景和认为，《论语》虽然“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理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然而其中的不少篇章，“并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35]虽然切中某种实质，然作者浅尝辄止，未能展开论述，况且《论语》的语录体的着述方式，限制着它的“学术论文的气息”和“逻辑”性，因而与后世的政论文、学术论文毕竟有较大差异。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一文，[36]把《论语》定位为一部“孔子讲学论政”的“说理性散文”，并且从说理散文的发展状况着眼，比较深入地论述《论语》说理方面的写作成就。作者认为，《论语》在说理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一家之说，虽然没有构成整篇的文章，集中地对某一问题进行剖析和论述，但把散在各章的有关某一问题的言论集中起来，其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中心问题，因而符合“弥贯群言，精研一理”的论着的基本要求。第二，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章节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章节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三，全书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写成，语言明白简练，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来说理，比较生动活泼。关于《论语》的逻辑性问题，赵纪彬认为：“孔子根本没有‘类’的概念”。 [37]李文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孔门“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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