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艺术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2]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3]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4]。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5]

《论语》虽为语录，然而实际上包括语录和对话以及一些简短的记叙三种体式。前者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论；后二者主要记叙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答之辞，同时也用一些形神兼备的小故事表现人物的举止行为。《论语》的语言艺术特色就是在这几种体式中得以体现。《论语》基本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郑振铎认为：《论语》“文字虽极简朴直捷，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6]然而“质朴”并非贫瘠枯燥。由于孔子生活及《论语》生成之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存，加之孔子及孔门弟子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文简”而“语长”，“质朴”而“含蓄”，造成了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钱基博认为，较之《尚书》典、谟、誓、诰之“无抑扬顿挫之文，木强寡神”，《论语》二十篇，“浑噩之语，易为流利之词，作者神态毕出”；较之《左传》之“以曲畅为肆”、“以净夸为奇”，《论语》“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因而“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7]所论颇中肯綮。

由于孔子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刻的体察，因此在《论语》中有许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都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来给人以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感受，颇似后世的散文诗，以其思想的丰富深刻与表达的生动传神、韵致的含蓄隽永而受到推崇。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学术的转型，《论语》散文艺术研究开始由感悟式批评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游国恩认为，“《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言简意赅，耐人寻味”。[8]胡念贻认为，《论语》中“一些格言式的表述哲学理论的语句”，大多“富有文学意味”，这些语句“词约义丰，在简短的文字里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几个字或十数个字常常是多少年生活经验或长时期的观察所得的结果，文字本身也常常饶有韵味”，“不独内容深厚，语言也富有变化，能够很恰当地表达出说话的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这类语句虽然“朴素无华，却能一下子打动人的心灵”。[9]吴景和认为，《论语》作为“论纂”之作，遵循“述而不作，信以传真”，不敢“妄以已意诬师言”的写实原则，但又是“叙已所欲说”，是经过“记忆选择”的具有典型性的言论和事件，因而其中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思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主要的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的描写，用他自己曾被感动过的形象来感动读者”，“从有生气的口头语中提炼文学语言，不乏警句格言”。[10]尹建章也对《论语》富于艺术性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一）通俗平易而又精粹雅致的“口头语言”，（二）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从而“使得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三）虚词运用纯熟自然加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感。因此《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11]李人纪认为，《论语》中的说理语言用词精确，搭配恰当，结构严谨，“善于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把丰富的思想内容锤炼在简短的语句当中”，因而“以词约义丰着称”；或据理直言，语句斩钉截铁，或言词剀切，入情入理，或感慨赞叹，抒情意味浓厚，具有“观点明确，感情色彩鲜明”的特点；综合运用排比、反问、比喻、映衬、对比、层递等多种修辞手法，因而“说理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林坚撰文认为，《论语》中这类语句是诗与哲理的结合，因而具有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理趣”之美，以其“警策的力量推动着读者与作者一同思考、探索生活的真谛，理精语隽，回味无穷”，是“诗化的哲理”、“哲理化的诗”。[13]此文立论新颖，分析深入，颇多启发性。谭家健从语录文体特征的角度论述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精妙之处，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隽永有味”；“善于把抽象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深奥的理论文字同时具有盎然的诗意”；理中寓情，“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14]文章从具体事例的剖析入手，颇具说服力。曹文星认为，《论语》记言的最大特点是精辟深刻，富于哲理性，它是夫子对生活的深邃的观察和透辟的认识的结晶，是用丰富的阅历获得的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性体认凝聚而成的，因而“语语珠玑，掷地有声”，“实为文学语言之上乘”。[15]梅俊道《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是一篇专门从语言艺术角度探讨《论语》文学价值的论文，指出其语言艺术体现为：性格鲜明的人物对话、强烈抒情的表述语言、凝练含蓄且哲理化的格言、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简练的动作神态描写语言。作者认为，《论语》“遣辞简约，准确传神，真可谓是以一当十，字字珠玑”，其朴素淳真自然的语言风格，“至今仍虎虎有生气”。[16]章沧授综合诸家之说，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特征，认为其语言具有：美的节奏音韵，读之琅琅上口；美的整齐句式，诵之津津有味；美的凝练意蕴，给人启迪无穷；美的叠句重语，令人寻绎不尽。作者认为，正是以上特色，使它在“诸子散文艺苑里大放异彩”，“一部《论语》可以说是名句的集锦、格言的荟萃”。章氏并从艺术美的角度对《论语》中的格言作了剖析，认为它们“语约义丰，简洁凝练”，“哲理深邃，启迪无穷”，“质朴自然，生动形象”；这些格言“既表现了思想家的鲜明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刻性；既表现了教育家的逻辑性，又具有文学家的形象性。”[17]方铭通过分析《论语》中排比、对偶和复叠等语言艺术手法，发现了其言语间的节奏旋律美感，认为《论语》的语言美感，“体现在对语言节奏感的追求上”，《论语》的编纂者“凭直觉感受，就创造了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节奏”，“使《论语》有散文诗的韵致”。[18]傅修延认为，《论语》中那些“子曰”引导的孔子之言，与《春秋》经文、《左传》“仲尼曰”一样要言不烦，表现力却更为强大，或借助于引譬设喻、或因句式铿锵而倍添韵致，甚或两者兼而有之，“那迂徐柔缓的寥寥数语，有时竟能产生出点睛夺魄般的效果，令人读后刻骨铭心永志不忘”。[19]可见，研究者对《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论语》以形象隽永的语言，形成的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特色，为人所认识。实际上，首开私家讲学风气的孔子及其弟子，虽然重视语言的表达，然而并无意于“沉思翰藻”，《论语》所使用的“师徒对话”的表达方式，减弱了其刻意经营的努力，从而内在地“规定”了它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语言风格；朝夕相处的耳鬓厮磨，师生间达成的默契，使他们的谈话只须点到为止，形成其语言的简洁精练，含蓄隽永；坐而论道“陈述”的潇洒雍容，使其于简单淡泊中透出“生动”的气韵；《春秋》时期的“诗性”文化及其孔门良好的“诗学修养”，又使他们的言论“诗味”浓郁。因此，透过《论语》的语言表象把握其“文章”中体现的“道德”境界与精神气韵，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论语》除了记载夫子言论的纯语录体外，还有一些篇章大量地载录了人物的对话，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以对话形式入文，在散文史上始于《论语》。《论语》中不乏四子侍坐那样情趣盎然的场面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那样耐人寻味的片断，在这些简短的对话单元或叙事片断中，作者往往对具体的语境稍作记叙，孔子那些散发着哲理光辉的话语，就成了有类于后世所谓的“文眼”、“诗眼”；而且由于具体的语言环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徵圣》），更能以简洁的语言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物的神情语态，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林庚认为，《论语》中的片断对话，“并其言行而记载”，从而“在散文上乃正以能写出对话者的神情见长”，“神情活现地表现出了每个人的个性与思想感情”，“《论语》正以此乃成为绝好的散文”。[20]游国恩认为，《论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这些对话语言既“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又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因而“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21]林坚认为，《论语》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记叙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是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同时又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可亲可近，跃然纸上”，并给人美的享受，“使文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在先秦散文中尤显得难能可贵。”[22]谭家健认为，《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23]曹文星认为，《论语》中一些片断场景的描写，或静或动，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其特点一是细腻入微，往往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活画了出来；二是严密准确，具体的“事”为“言”规定了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意旨。[24]梅俊道认为，《论语》中的人物在叙述自己的理想时，常常通过一些具体的片断场景，“创造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意境”，“以景抒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诗意翩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25]实际上，由于对话体所形成的具体场景，因此使《论语》的语言具有极强的抒情色彩与艺术感染力；在与各色人物的或融洽交流或冲突磨合中，语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使语言成了人物形象、性格的自我表现。正是这些充分显示了《论语》的文学特征与散文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