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两位着名学者Elzbieta Tabakowska和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Jean Boase-Beier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Elzbieta Tabakowska的1993年的代表性着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lation）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这本着作中，作者强调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和后结构主义把语言划分为形示与意义，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没有考虑到人的作用。与此相应的翻译研究自然逃不开形示与意义、结构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认知语言学讲“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人脑的参与，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不能单单考虑形示或意义的对等，要考虑到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体验，因此，在Elzbieta Tabakowska看来，翻译对等不是字、词、句的对等而是整个文本的对等，是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体验的对等。这本着作首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问题，是翻译研究转向认知语言学方向的一本重要着作。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Jean Boase-Beier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翻译学批判性导论》（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中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结合起来，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目标、原则和策略。Biere的认知诗学翻译理论奠定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相结合的基础。Biere认为：“翻译是关于效果的保留，译者要保留的就是认知效果。”此外，Biere指出了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她认为：“文学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非文学文本只是一种改写行为。”贝尔强调文学文本的意义和形示是紧密联系的，译者翻译要充分尊重原文学文本的诗学形示，得“意”忘“形”的做法不妥。这与Elzbieta Tabakowska的观点不谋而合。Beier在本书中把前景化、概念隐喻、诗学相似性、认知语境、概念整合、心理空间、创造性阅读和世界理论等认知诗学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翻译研究的“认知诗学转向”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2.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目前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仍然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在文学翻译研究上着述寥寥。少数关注该领域学者只是将以上两本着作介绍给国人，或论证将认知诗学理论用于文学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蒋丽萍（2013）追溯了诗学与认知诗学的渊源，回顾了翻译的诗学演进，试图探寻一条认知诗学映照下文学翻译的新路径。然而，蒋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探索阶段，并没有提出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撑，为后人在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留下较大的空间。丁国旗，范武邱（2016）在认知诗学的视角下阐释了“意象”的概念，以庞德的《在地铁站》为例，分析了该诗的认知意象，认为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究诗歌中的意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方法对文学意象在翻译中的再造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文用实例阐释了认知诗学在文学意象翻译中应用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是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翻译路径的重要探索。然而，此文只涉及在某一首诗中文学意象的翻译，研究的广度显然不够。赵彦春、吴浩浩（2017）从认知诗学的视角探究了翻译中文学机制这一核心问题，认为文学性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可以有修辞手法、格律和样示等多种体现形示，并强调翻译中文学性的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翻译的本质是类比的，实际上是强调了译文对原文认知效果保留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的基础研究外，也有数量不多的几篇硕士论文开始关注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翻译的具体认知过程及具体策略和方法。如刘碧莹（2011）从认知诗学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图示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对盛唐时期浪漫派诗歌英译文进行分析，探讨唐诗及其英译文在音韵、结构、意义方面的异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以及这些英译文的认知理据。宋园园（2016）运用认知诗学三大理论工具，即概念隐喻、图形背景和认知图示，对比研究《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英译实例，探讨认知诗学对文学翻译及研究的适应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认知诗学在认知科学的关照下，具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多种研究方法，在某一篇论文中涵盖整个体系和多种研究方法是很困难的。因此，也有一些研究是将认知诗学中的诸多理论因子提炼后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其中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图示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受到了国内学者较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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