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禁欲主义”封建传统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已有了与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不同的审美倾向，思想界打破程朱理学对人欲的禁锢，情欲开始成为文学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的欲望是被牢牢地压抑的，尤其情欲更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礼记·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从哉！”强调用“礼”来整治人之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束下。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社会走向下坡，思想界不在为封建礼教马首是瞻，一部分思想家（王学左派）公开站出来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情人欲的禁锢，强调人的生理本能，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导致了女性性自由的重建与传统贞洁观的坍塌。“天理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自然包括对美色、对男女情欲毫不掩饰的肯定。在市井当中，一种反封建的、表现人的本能需求的新意识慢慢产生了。都市的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匠、雇工、店员等，在都市文化的感染下也产生了满足情感活动和形式快感的需求，市井中人的本性战胜理性而更多的表现出来。
“食、色，性也。”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3）这说明好色的欲望是任何外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在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的侵染下，“三言”中有些篇章对男女性关系作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请的主动、对性的大胆追求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前强烈的性意识，在凸现生命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出挑战。这种欲望压倒理性的新现象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故事是说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以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夕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可谓“今宵有酒今宵醉”了。从作者写作的态度上看，他对二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说明这在当时市井阶层的观念上是被接受的。王三巧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正如《肉浦团》中艳芳的的一席话——“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者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教作妇人的不要好色？”——所道出的女性所以破坏传统贞洁观，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的内在动因：他们的人生价值因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这是她们自然人性的全部内容，也是做女人的唯一乐趣。王三巧在丈夫走后连这一最基本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外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作者对王三巧没有给予贬斥，而是给了她一个好结局，让她救了蒋兴哥一命并和他重合旧好。这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性欲的满足和人的基本欲求被人们认可。书会先生认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望之。”（4）可见欲望之心人皆有之，对它的扼杀是反人道的。王学左派作为市民文学的哲学基础，给作品中女性自身性解放倾向提供了可被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土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便成了女子追求合理情欲的一种理论上的认可，即便已婚女子不顾礼法做出越轨之事，也一概给予宽容。在当时的市民阶层中像王三巧这样的有夫之妇，受情欲诱惑红杏出墙的社会现象，虽在人伦常礼之外，但好像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些女子的出格行为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或批评。从这个结局上可以看出作者乃至当时的民众对女人红杏出墙的行为，虽不算为美谈也不甚厌鄙，再也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只能伺一夫的情况。当时社会风气已较开放，在蒋哥休了王氏之后，他再次择婚的标准是“不拘头婚、二婚，只要人才出众。”后蒋兴要娶平氏（郭大郎已死，其妻平氏为葬夫再嫁）“闻得是下路人（二婚），愈加喜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女人被休或死了丈夫仍可以再嫁，这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再婚的女子还能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样看来，市井中的平民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上要求打破禁欲主义的枷锁的愿望更强烈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如果说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做法有些被动消极、甚至还有些情欲上的不健康的色彩，那《吴衙内临舟赴约》中贺秀娥的大胆行经应该说对封建礼法的彻底的背叛，是健康的人性表现，。她的做法已超出那个时代，有着早期妇女性解放的味道。她不但自己做主私定终身，还大胆的采取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很前卫方式去保卫自己的爱情、挑战所谓的“贞洁”。身为官宦小姐的秀娥，在当时的社会里本应足不出户，乖乖在闺房中做些女红，只等父母为其把终身大事来定。偶然的机缘却使她遇上了仪表俊雅、举止不凡的吴衙内，二人彼此一见倾心，因两家的船即将各走东西，秀娥便下决心，让吴衙内跃舟而来，与其在自家船上闺房中结为连理，并想尽办法遮住父母耳目。此二人婚姻大事不经父母、不用媒妁，自己悄悄做成好事，事后虽为父母得知，为保守其女的名节，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秀娥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极其叛逆的，也是非常前卫的。她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女性权利与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压抑人性、压迫妇女的封建文化的挑战与反叛，是女性生命有意识觉醒的一种标志。性欲，被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用男权文化来强制塑造顺从礼教的理想性格，其结果必然引起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冲突，最终造成女性自然人格对社会的反叛，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背道而驰，不被正统社会所接受。然而从二人最终的圆满结局上可以看出，这种背叛整个社会秩序森严的禁欲桎酷的行为，被市井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封建礼法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妇”观念在这里已失去以往的绝对地位，妇女们为自己正常的人性需要已经敢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人性受到肯定与尊重。从这里反映的关于女子大胆冲出“禁欲主义”的樊篱的勇气和行动，可以看出女子已消除了“贞妇”观念的挟制，她们用实际的行为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女性自我价值的一次解放，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三言”针对封建社会的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写爱情故事中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和冲破禁欲主义樊笼的新意识，这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而生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兴盛，与反传统禁欲主义新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三言”中的女性追性爱自由，折射出与以往传统贞洁观不同的新观念——贞洁不在是女性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它可以自由灵活的服务于幸福原则。其意义也不在于是不是显示记载或摹写生活，而在于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向，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人（特别是市民）的欲望和审美追求——对物质享乐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意识，及其产生的思想上的哲学基础——王学左派的反传统思想，使女性形象有可能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而显示出超越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