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的爱情及现代性爱倾向

（一）追求自主爱情婚姻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以“父母之命，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冯梦龙《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理论压抑着女性的人性和热情。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婚姻与情感都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婚姻无爱情作基础，使她们长期处于爱情的饥渴之中，这是她们大胆反叛传统，要求自主婚姻的内在动因。而外在的条件就是社会风气与思想意识的改变：明代中后期在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与王学左派兴盛，对打倒封建传统势力对女性的禁锢起到重要作用。
　“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出表现在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追求上。不论是聪慧漂亮、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还是市井细民的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是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碾玉观音》中的秀秀，还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莺莺传》中的周胜仙和莺莺，她们为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不惜背叛礼教、背叛父权，甚至牺牲生命。秀秀的为爱而死，周胜仙的“生者何以死，死者何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与执着，证明了人间真爱的力量是封建道德压抑不住的。在“吃人的礼教”的压抑下，这些女性形象显得更光辉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些反抗精神性格的女性所以出现在“三言”中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必定是当时封建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当时社会思潮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王学左派在哲学上已为女性追求合理的人性要求、婚姻自主，提供了思想依据，这种带有解放人性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人群中的广泛影响，为文学形象提供了被接受、被欣赏的社会心理土壤。市民阶层有着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些已壮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与封建传统意识不相融的一套思想体系--——市民意识。这些女性的光辉形象和大胆反叛行为无疑也是市民意识的产物。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王学左派对人欲的肯定必定影响市民文学的发展。
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古就有，但“三言”与前代同一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唐传奇相比，自有其显着特点。唐传奇多写士子与妓女的风流韵事，而“三言”多写市井细民对自由幸福和爱情婚姻的正当追求，而且，妙龄少女在追求爱情、婚姻自主方面表现出来的主动、热烈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爱情故事中能够鲜明的反映出女性的反叛精神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较为明显的当属《碾玉观音》。王府养娘秀秀借王府着火一事，求崔宁带她到崔宁家去避火，主动向崔宁表白爱慕之情，大胆的怂恿他一起逃循，与秀秀的大胆相反，崔宁则表现出一副退缩不前的态度，最后无奈于秀秀的连求带吓，娶她为妻。二人一起离开郡王府，逃到他乡过起了幸福的夫妻生活。秀秀与崔宁的一席对话，袒露了她挣脱封建人身占有、争取爱情婚姻自主的迫切愿望。她不满于“只献与官员府第”做一名供人役使和玩弄的婢女命运，而要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她的言行是对咸安郡王威势的大胆冒犯，也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也是她性格中光辉闪亮的一面，是她追求个性自由、爱情自主的反抗精神的表现。虽然她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但她义无返顾，生死不渝地为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而作的斗争，是光彩四射、令人叹服的。
再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主人公周胜仙，是贩海富商周大郎之女，一天，在金明池畔茶房里巧遇樊楼酒肆的小老板范二郎，“四目相对，俱各有情”，周胜仙心想“我若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只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哪里去讨？”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想法便是异端祸水，是大逆不道，为礼法所不容。周胜仙却能视礼法于不顾，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订自己的婚姻大事，甚至主动向男方传递爱慕之情，这种做法在当代也可称之为大胆，何况在封建礼法控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当时，这种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时，来了位担着水桶卖糖水的小贩。她为了向范二郎表达爱慕，她故意买小贩的糖水并假意遭其暗算，借争吵来自报家门，特意强调“我是个不曾嫁的女儿”，以此表明自己有心于范二郎。青年双方都已互相爱慕，眼看一桩好事可以成就，然而周大郎认为范家“高杀只是个开酒店的”而不是大户人家，女儿以身相许辱门败户。周胜仙听得父亲辱骂，知婚事不成，忧急愤懑而死。为了重见范二郎，周胜仙死而复生，她这种“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和执着，和以死反抗来破坏自己幸福的父权社会的决绝心志和反叛精神，显然是为作者所歌颂的。相反，我们看到，原本可以很美满幸福的一对青年的婚姻，被周父可怜的门第观念断送了，那样一个极富朝气活力的青年女子的生命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难怪鲁迅先生说“吃人的封建礼教”。看来封建思想在市民阶层中，尤其是经济地位较高的市民阶层中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些许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只在青年女子身上发现，就连青年男子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些青年女子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有着较为前卫的品格应该不为过吧。以上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便是都是女子一方主动大胆向男子表露爱情，甚至她们会找一个办法去接近心中的男子，以达到吸引他们注意、向他们表白心迹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与之结为连理。这里女子的大胆，显然超过了男子，也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显示了当时的市井女子受封建思想影响明显少于以往封建社会的女子，这是由于市民阶层在思想、情趣、生活等方面已有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同时进步思想家提供给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都成为女性得以具有超越时代的、个性解放的品格精神的外在条件。
三言”的爱情故事大胆的冲出了伦理的桎酷，开文学之解放风气，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比较全面动深刻的反映了市民的生活、思想、情趣和愿望，其中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三言”中的女性性格的塑造上不难看出社会风气和思想潮流的开放的巨大影响。“三言”中爱情婚姻的价值标准已经改变，不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婚姻基础，取而代之以个人意愿和个人自由为前提，这是对封建传统的沉重打击。
（二）女性爱情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爱情是人类土有的发身摘男女之间的一种微妙的高尚的感情，人类这种爱情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悬殊的家庭里，恩格斯说：“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性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候，决不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第二情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然而“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这种古代性爱之下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古代的婚姻，有父母决定，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选择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悲剧。封建婚姻观念还对女性施以“三从四德的禁锢，使她们整个人生没有人权可奖，对于男子来讲，女子不过是”传种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到了晚明由于市民阶层极其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有了褪色的可能，市民阶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提出了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即男女相悦可以为婚。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它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两性应该是等同的，互相依存的，这是合乎宇宙规律的自然之道。另外，市井贫民另外，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也渗透进他们的性爱观，他们所希望的，不是适才居高临下的猎取，而是居于双方互相的需求和感受，在平等自主的性关系中享受欢娱。《莺莺传》中张浩和莺莺，少年男女之间既有性的相互吸引又有彼此轻易的深厚，一见钟情，互为爱慕对方的美貌而产生的爱情，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有现代性爱萌芽的个人之爱，他们叛逆封建婚姻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市井女子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现代性爱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