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的变化
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4]”，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5]”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政治上的事务，这些政治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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