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的影响

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被沈约等人推崇的“永明体”是有看法的。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即永明体诗风，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就较少创作，因而造成了他“才尽”之窘境。

江淹的“才尽”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1]。《诗品》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而永明年间正是“永明体”形成时期。《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的这段话与《诗品序》中所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极其相似。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2]。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永明体”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形式主义倾向，江淹自然是不会认同的。在江淹看来，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要以表现“情物”为主。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钟嵘、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江淹对“永明体”也不会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3]，时钟嵘、陆厥皆就学国子监，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
既然当时文坛盛行“永明体”，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对“永明体”持不同意见的江淹，就不会创作古体诗，以免被人讥笑，也更不会去创作“永明体”诗。江淹诗与鲍照相近，王通《中说》云：“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永明体”不入。江淹借梦说“才尽”，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