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绪论
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佑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佑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令人潸然泪下。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伤，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愁绪。歇拍三句，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为寺僧抄录佛经，并写有诗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岂料恰因这两句诗，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秦观行经衡阳时，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飘零”、“离别”之意，流露出浓重的迁谪之悲。下片进行今昔对照，追忆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而今却俱已风流云散，无一幸免。“携手处，今谁在？”在反诘设问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元佑党祸痛心疾首的控诉。词人横遭贬黜，远离朝廷，政治理想破灭，青春容颜衰老，这种种的怨愤不平，促使他发出了沉痛的喟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不仅是说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春天也将一去不复返。这一结句较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调越发悲切，将词人内心无限深广的愁绪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当时孔平仲读罢此词，不禁惊诧道：“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人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这些故事皆足以说明，秦观此词流露出令人惊诧的悲愤之意。
秦观深秋时节行进在郴州道中，看见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顿生萧索自伤之意，隧创作了小词《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词人置身陌生之地，独宿驿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风瑟瑟，到处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这萧瑟的景象，恰折射着词人暗淡、深闭的愁绪。“梦破鼠窥灯”，“破”字显出衰残，凄寂，“窥”字点出环境的清寒。“霜送晓寒侵被”，“送”字、“侵”字则非常深细地表现出砭人肌骨的凉意。无寐的词人随着门外的马嘶，心绪越发地烦乱忧苦。
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元符二年（1099）岁暮，他身处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内心深深绝望，竟自做《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
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秦观独自忍受着艰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打击，但始终保持着坚忍高洁的品节和情操。对于家乡、亲人绵绵不尽的思念，成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观家居高邮，隶属扬州。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并且创作了着名词作《望海潮》（星分牛斗），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往日的繁雄气势，如今的富丽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他时常追忆扬州的美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例如《梦扬州》（晚云收）以艳语写乡情，歇拍三句“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点明思乡的题旨。不过此时的“梦境”，还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风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自从身遭贬谪、流放之后，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他在《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下片写道：“乡梦断，旅孤魂。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词人于除夕之夜，独宿于郴州旅舍，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深切难奈；然而身世飘零，故乡难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伤无雁传书愁情难释。在与家乡亲人音信全无的苦难岁月里，秦观越发悲切地表达出对于妻子儿女的牵挂。他在《如梦令》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妆粉乱红沾袖”的凄苦形象，遥想她于别后“玉销花瘦”的憔悴之态，作者不由得感叹道：“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直接抒发出相隔天涯的深浓愁绪。秦观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5]，其《八六子》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
在痛苦的贬谪、流放生涯中，秦观不断追寻精神解脱的道路，具体表现在词作中，即是对“桃源”境界的向往。在远谪郴州期间，他时常用“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等语句来悲叹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脱终难实现。尽管如此，他总是在词中极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梦中作》上片所写：“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词人梦境里所展现的，绝似陶渊明《桃花源记》开头描写的景象。例如《点绛唇·桃源》：“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同样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记》中的内容。不过，秦观虽然追慕陶渊明静穆平远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却始终充溢着柳宗元式的迁客骚人的满腹不平和愁绪。他对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是在要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觅得悠远宁静的精神家园，最终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见，秦观词中的伤心愁绪，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压迫、政治的打击，作者遭受党争的倾轧，迁谪、流放的命运，远离亲人的痛苦，独居孤馆的幽闭，这种种的磨难严酷地摧残着词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浓复杂的感伤之情，词风也由早先的温婉含蓄而变成悲楚凄厉。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准确地揭示了迁谪南荒对于秦观生平思想及其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并且异常精到地指出秦观词的精神实质：“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他人的词作，大多是用来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艳科小词当中；然而秦观则是用整个心灵来填词，将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体验，通过词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特别真切、特别感人的抒情效果。

2秦观感伤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
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秦观的词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迁客骚人的深悲巨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6]代表性作品是他流放郴州期间所写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抒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单寂寞、怀乡思念地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因景设问，尤其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谪放天涯地无奈和悲愤。秦观病逝之后，苏轼特别将这两句诗书于扇上，并题识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7]这首词作几乎所有的感情，都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景物描摹显现出来，而且在写景之中，运用一系列拙重的字眼，更加深切地表达出词人难以抑止地愁怨。开头三句中的“失”字、“迷”字表面写景，实质蕴含着作者人生前途的迷茫何怅惘；“望断”二字更显示出急切盼望而终至失落的处境。“可堪”两句深为王国维所推赏，他认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8]秦观尤其善于因情而设景，借景而抒情。他将“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暮”这些具有浓郁凄清情味的典型意象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并且用“可堪”、“闭”这类滞塞、拙重地词汇，进一步强化了愁绪的抒发。下片开头的“砌”字下得极其悲楚，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仿佛成了一块块饱含离别之恨的岩石，层层垒起，压抑在词人心头。结末两句中的“幸自”、“为谁”虚词连接，倾诉出历经政治打击、饱受人世沧桑后的无限悲凉和绝望。所以说，秦观总是通过外在清冷凄迷的景物，折射内心哀伤愁苦之情致，从而创造出凄美感人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词人的内心积郁着浓烈的悲情别绪，他的词中时常写出“无理而妙”的痴语，更加真切地传达出难以排遣的苦闷。他有许多写愁抒恨的名句，如“倚危楼，恨如芳草，凄凄尽还生”（《八六子》）、“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等，便与其早期词作中“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的轻约柔曼迥然相异，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创作力度，生发出令人震撼的表达效果。
其次，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此词上片开头二句点明时令景物。初言梅落，继言冰解，“东风”句包含年华易逝的惊叹。“金谷”二句记述出游，“新晴细履平沙”，可见天气融和，游人闲适。“长记”一句触景感怀，陡然追忆起往日情事，自此至下片“飞盖妨花”皆回忆当日欢游的盛况。“兰苑”以下转笔伤今，化密为疏，又觉空灵荡漾，余韵不尽。所见酒旗、栖鸦、流水等物象，皆能引发词人物是人非、风流云散的嗟叹。最后以思归之意作结，颇有四顾苍茫之感。这样的长调作品不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重在意脉的连贯，情意的流动，通过物象画面的推移、变幻，将词人复杂深挚的情感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张炎《词源》卷下评价秦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再次，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自然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器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近人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一评析秦观词用字之妙，说：“淮海即好丽字，触目琳琅，如‘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经驱使质实为疏秀，人见其风度矣。”
3秦观感伤词的词史价值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他出身于社会下层，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屡遭流贬之苦，这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
在词体演进的发展过程中，秦观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指出：“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秦观学习柳永填制慢词，受到老师苏轼的讥嘲，不过他在柳永以赋法入词的基础上，更多精研和锤炼，使得慢词的创作走向成熟。孙兢《竹坡老人词序》云：“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四库全书目提要》亦称秦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所谓“辞情兼称”、“情韵兼胜”，即是指秦观善于运用流畅清晰的章法、婉丽蕴藉的字法以及悦耳动听的音韵，情景交融，意境相谐，将内心积郁的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秦观词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这种努力发展到周邦彦那里，则更加注重章法上的雕琢、勾勒，意象组接的密丽以及大量化用前人诗句，慢词创作体制更加完备，手法更加繁复，也越发带上了浓重的文人化、技艺化的色彩。这也引导着宋词由天然之美向人工之美转化，如此技艺的进步也消解了词体内在的生机活力。周济评价秦、周词法之异，指出：“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9]楼敬思亦云：“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10]秦观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艺术佳境，得到了广大欣赏者的普遍喜爱，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甚至推誉其“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



【参考文献】：
[1]《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卷四四四页10205
[2]苏轼﹒《上王荆公荐少游书》﹒中华书局
[3]《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卷四四四页10205
[4]曾季﹒《艇斋诗话》﹒上海书店1999年版﹒页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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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释惠洪﹒《冷斋夜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页98
[8]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
[9]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643
[10]张宗﹒《词林纪事》﹒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