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早已规定了“诗言志”的准则。这个“志”,见仁见智。从抒情主体方面考察,这个“志”,当指“情志”,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感情。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理想人格来看,其“志”则应是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中要表达的“志”,无疑首先是儒家的政治思想。
写不写政治诗,有意写还是无意写,往往是衡量一个诗人是否具有思想高度的重要标志。我们通观文学发展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伟大、深沉、感人的作品,大多与政治紧密联系。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文学中,它表现为诗人的政治理想,对政局的看法及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而这些,往往超出作者一己或作者所属阶层利益的。正因如此,这类作品既能影响于当世,又能感动于后人。方回曾云:“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1]这是十分明确的要求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担当道义的表述。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常常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学作品中议政,正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心理定势。
诗人们的远大理想与做官的愿望常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这是知识分子出路一元化的社会体制所决定的。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使文人在谋求仕进时将低层次的需求(生存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合而为一,也使文人在宦游过程中很少产生为生计奔波层次太低的尴尬。从政的理想一旦实现,二者的关系便发生变化:谋生的层次淡化,实现理想的机会到来。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意味着个人的价值有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只有通过从政,凭借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最终实现。“达则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只有做官——“达”,才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仕途,跻身统治阶级,否则,一切宏伟蓝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做官,是关心政治的必然,但不是最终追求。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抒写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大量篇什。
对政治关怀的心态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评价古代诗人时,自觉不自觉地总要看他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关怀。一系列伟大诗人的排列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选择,并非偏颇,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与政治制度、社会斗争联系密切。谁反映了这些情感和情绪,读者就感谢他们,就在各种文学史中留给他们或高或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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