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3](p159)在《宋元戏曲考》中，他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2](4)(p390)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强调：“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可见“沁人心脾”之情，“豁人耳目”之景以及自然晓畅的文辞，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所特别强调和关注的。
（一）、言情必“沁人心脾”
王国维特别强调情感之“真”。怎样才能做到“真”呢？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p47)“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赤子之心”即“童心”。显然，王国维深受李挚“童心说”的影响。李挚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此童心不能失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2](3)(p117)李挚以“童心说”为核心，反对道学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正统理论，认为艺术既不是传布灭绝人欲的“天理”的工具，也不是对古人作品的刻意模仿,而是如儿童般纯洁、坦直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3)(p118)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人的个性各各不同，“莫不有情，莫不有性”，只能“顺其性不拂其能”,不可“牵合矫强而致”，更不可“一律求之”。人有怎样的情感和个性,在艺术作品中就怎样自然地表现。“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杂述.读律肤说》）[5](p637)，反对用封建教条束缚艺术创作。在创作规律的把握上，他主张重“化工”而轻“画工”。认为“画工”之作虽工巧之极，却忽略自己真心的表现，缺乏一种真情实感，“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而“化工”之作，“虽有神圣”，却“不能识之化工之所在”，“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而在自然天成。故他强调无意为文，反对有意为文。认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干载”（《杂说》）。[2](3)(p120))他极为推崇司马迁以来的“发愤着书”的思想传统,认为“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忠义水浒传序》）。[2](3)(p124)只有感时而发，让自己的情性自然地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李挚的“童心说”对王国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3](p177)王国维对“淫词”、“鄙词”尚且能够容忍，为何对“游词”如此痛恨？其原因在于“淫词”“亲切动人”,“鄙词”“精力弥满”,皆“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而“游词”却“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金应圭《词选》后序），失却真心，故难以动人。王同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正因为如此，同为“亡国之君”的李煜与宗徽宗赵佶的词,便有了高下之别。赵佶的《燕山亭》：“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只不过自道“身世之戚”；[3](p53)而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这些词却超越了个人的哀愁而具有了普遍的哲理，因此能“沁人心脾”,真切动人。王国维在五代词人中最推崇李煜，在北宋词人中，他推崇晏殊、苏轼、欧阳修和秦观，而南宋词人，“其堪与北宋颉颃者，唯一幼安耳”。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欧阳修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以及辛弃疾的“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这些有真感情的千古名句，其言情可谓“沁人心脾”,真令人击节叹赏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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