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生活被展示得最为充分。这一现象不
仅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相关,与传统的农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地位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境遇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于是对农村或农民的诗意、神圣想象就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思想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但是,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再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入的时候,这一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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