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中“人的复归”思想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功能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规定了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2](p50)马克思在这里从人和动物的区别出发,肯定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点——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这种本质使人可以把生产活动与本能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人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使人能够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地改造自然,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运用于自然之上,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身,并在作品中体会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

当马克思从“自由自觉”的人的本质出发考察现存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他看到了与人的本质完全相反的、人变成“物”的劳动异化状况。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剥削的存在,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被迫行为,劳动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人的性质荡然无存。“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的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 [2](p81) 人“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饮食男女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2](p81) 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人变为物。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严重异化,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复归”思想。他呼吁将人从非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回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恢复劳动者的属人本质,完成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全面发展。

“人的复归”思想是马克思早期从人类学角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到了后期,马克思把人放在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的关系上,在诸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来阐述时,则称为“人的解放”。显然,“人的复归”和“人的解放”虽然考察的角度不同,但是其中心含义是一致的,都是回到自由自觉的人的本性中,完成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童庆炳文学审美功能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根本要义,从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共产主义时所涉及到的“人的复归”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曾明确表示:“在好几个共产主义的定义中,我最喜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1](p237)”具体而言,他主要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思想,从人的精神全面发展的角度,阐释文学对人的意义,强调具有审美特征的文学是人类精神之鼎不可缺少的一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精神贯穿于审美特征论始终。

按照马克思对人本质的定义,童庆炳认为人在实践中发展了自己全面的人的本质力量,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知、情、意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心理标志,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结果。因此,完整的人的精神本质应具有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心理机制。童庆炳从心理学角度切入,试图解决人为什么离不开文学艺术的问题。他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定为“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精神活动” [3](p54)在他看来,知、情、意作为人完美发展的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犹如中国古代的鼎的三足,共同构成人的精神生活。他指出:“人有三种潜能:知、情、意,科学、哲学、艺术就是人的知、情、意潜能的发挥。人要面对三个世界:自然、人际世界、内心世界,科学、哲学、艺术就是伸向这三个世界的桥梁。人性的建构有三个领域:认识的领域、伦理的领域、情感的领域,科学、哲学、艺术就是打开这三个领域的三把钥匙。人要达到三种境界:真、善、美,哲学、科学和艺术就是达到这三种境界的有力手段。” [1](p240)他特别指出,如果科学、哲学主要帮助人同外在自然对话,艺术则连接着人类的情感,主要帮助人类同自己的内心对话。生命活动由外出和归隐两部分组成。人只有在外出的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才会发现真、善,发现美,发现生命的意义。但人又不能总是外出,人需要归隐,归隐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回到心灵的故乡。所以,他认为艺术就是人类的情感故乡,人类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回归精神家园的行动,艺术自然是支撑人类完整的精神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

上述可见,童庆炳首先以马克思“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为理论依据。马克思把人和动物区别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童庆炳则吸收了马克思美学思想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思想,认为审美与人、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没有人的觉醒,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人的审美。” [7] (p13)审美是人在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是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认。其次,童庆炳吸收了马克思的人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使人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损伤,人无法在劳动中实行人的机能,变成动物,人沦为物。童庆炳在讨论文学这一精神世界的骄子时,则更强调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人的精神的片断化、异化,关注人的精神现状的残缺,十分明显地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最后,他借用了马克思针对人的异化提出的“人的复归”的思想,强调了人的精神的复归。艺术是人类情感的避难所,是断片的人复归精神家园、精神故乡的有力途径。“艺术在发展人的精神生活,完善人性的建构,促使‘人的复归’的过程中,起了一种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作用。” [1](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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