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主张跨学科研究，这已是人所共知。作为该学派的一员，哈贝马斯对于哲学、科学与文学之门的界限的理解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即他主张把它们相互之间打通，做综合研究。在他看来，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牵涉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即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实践领域以及个体信仰领域，对它的理解和分析也必须动用上述这几个领域的理论资源。仅靠其中的某个领域来推动现代社会和思想的全面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现代性问题本来多面的，而现代性之所以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还面临着重重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各个领域各自为战，因而无法综合起来，形成合力。
作为现代学科分化的产物，文学和哲学、科学之间一改从前那种不相往来的做法，开始主动地相互靠拢，以致哲学家、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确定。这就象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法学家如撒维尼、史学家如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哲学家如阿道尔诺等，他们同时也都是伟大的作家。他们作为科学家、哲学家与他们作为作家的身份相互之间并不冲突，反而相得益彰。他们的影响也走出了单一学科的界限，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
理论上所出现的这种学科间的整合趋势，在现实中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仅以德国为例，哈贝马斯指出，现实中再把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区别得泾渭分明已经变得不足为取。德国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他们在本来只能刊登纯文学作品的文学副刊上登载哲学家的着作，而且刊登的不是他们所拿手的精神史研究着作，而是他们随笔性质的沉思录和札记等。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做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它所挑战的还不仅仅是学科和文类之间的差别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说哈贝马斯抛开有条不紊的哲学思考，转而对哲学、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只是为了把他的跨学科的方法论重申一遍，这样做显然有些多余。因此，他论述哲学、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肯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就是他想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所谓文类不确定性问题进行批判，从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现代性设计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设计之间的区别。
哈贝马斯对待文类不确定性的这种批判态度十分坚决，也相当彻底，这样做对于他这样一个比较注重调和人的来说多少有失常态。他认为，文类之间本来就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这种界限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没有文类之间的区别，就没有现代学术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更谈不上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学术成就。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科分类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大有必要，并且必须继续予以保留和完善，就象社会分化不能取缔，反而必须继续进行并推向深入一样。或者说，学科分类作为社会分化的结果，是有其充分的存在理由的，必须予以肯定。只要社会还有分化，学科就必须分类。
学科的分类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文类之间的融合也是不言而喻的。看一看西方思想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大思想家都是跨文类的，跨文类并不等于抹杀文类。我们可以把阿道尔诺的部分着作当作文学范文来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阿道尔诺的哲学成就，或者说，我们不能因此就把阿道尔诺说成是文学家或美学家，这样做不但把他的哲学成就和文学意义混同起来了，而且还误解了其哲学思想及其美学价值。同样，我们也可以从阿道尔诺的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篇章中读出其哲学的深刻含义来，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篇章与其哲学着作之间的文类差别，尽管这样差别可能是比较微弱的。
文类问题、学科建制问题、学术话语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文化机制问题，同时也都是文化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文学和哲学、科学的文类差别而言，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在文学文本中所失去的力量，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却保持了下来。在日常交往实践中，言语行为的活动领域不是虚构的文本世界，而是具体的行为语境。参与者不是要试图了解它，而是必须熟悉它，并且不能置身其外，而必须亲临其境。在文学文本中，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让人接受，读者在接受过程中虽然和文本世界有了一定的联系，但并没有完全被文本所吞没，甚至可能因此而与文本疏远开来，这点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概念已经讲得很明确。
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来看，哈贝马斯认为，哲学文本、科学文本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所要求的有效性包括：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表达的真诚性以及价值的优先性。这些要求既针对言语者，也面向接受者；双方有一方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交往就无法实现，文本也就变得难以理解。相反，文学文本虽然也要求具备这样一些有效性，但它们只适用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对读者则没有具体的约束力；这就是说，读者即使不能满足这些有效性要求，他也同样可以和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交往关系。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文学言语行为和哲学、科学等言语行为之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具备以言表意力量，“叙事内容在意义和价值上的内在联系，只对小说的人物形象、第三人称以及转变成第三人称的人物形象有效，对于真正的读者则没有什么价值”(5)。
为了说明文类不确定性概念所存在的错误和可能会引起的混乱，哈贝马斯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他选择了意大利着名后现代作家卡马维诺的作品《冬夜里的旅人》做文本解读。哈贝马斯认为，小说中的译者玛拉纳(Marana)这个人物形象一边制造出弗兰维瑞(Flannery)小说的日译本，一边又悄悄地告诉读者这些译本是伪造的。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真和假的决定权在作者手中，读者无法决定，而“一旦作者允许读者自行判断弗兰维瑞对卢德米娜所说的一切以及卢德米娜回答弗兰纳瑞的内容是否属实，那么，他就放弃了一个文学作者的独立地位———结果他所创作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文本”(6)。也就是说，在文学文本中，作者(叙述者)可以提供一些不能满足所有有效性要求的陈述内容，但读者不能用真和假去判断；读者对叙述内容不是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之上，而是依靠意会和理解。
哈贝马斯与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主要是德里达之间在文类问题上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所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是他们之间的现代性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以及这种不同的意义，而在于哈贝马斯本人在文类问题上的立场所透露出来的某种内在矛盾。哈贝马斯的方法论有一个特点就是跨学科。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跨文类。打通学科实际上也就是要强调文类之间的整合和统一。那么，哈贝马斯的这一做法岂不是和他的上述扞卫文类差别的主张发生了矛盾?哈贝马斯的思想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他的主张调和色彩太浓，辨证味道太重。对于他的某些主张，我们必须用辨证的眼光才能看透，否则很难理解。
关于哈贝马斯的跨学科方法论，我们无法展开充分论述。我们现在想从哈贝马斯关于文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界限的论述进行透视，看看哈贝马斯是不是真的言行不一致。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哈贝马斯反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类不确定性论调，强调文类之间应当有起码的差别，他这样认为，矛头实际上针对的是文化中心主义，也就是说，他反对把一切事物整齐划一，而全然不顾事物之间的差别。文类的不确定，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文类的彻底统一。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有理性中心主义在作怪。
理性中心主义恰恰是哈贝马斯所要彻底破除的。哈贝马斯的理性观，一言以蔽之，就是打破理性中心主义，建立理性交住主义。所谓理性交住主义，就是要求在承认理性分化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统一性，或者说，在肯定理性的差异性的前提之下研究理性的统一性。没有差异性，也就没有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同样也不可能有差异性。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就出在要抹杀文类的差异性，而单只谈文类的统一性。具体而言，就文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哲学的中心地位的同时想把文学立为新的中心。文学成了哲学的替代物。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文学哲学化和哲学文学化的呼声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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