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文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功能之前，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何谓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的。因此，公与私的划分应该说是理解公共领域的一个基本前提。从历史上看，公和私这两个范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已经分化得很明确。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王国，私人领域则是属于必然王国和瞬间王国，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是，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和思想范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发挥规范作用，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虽一度被人为地削弱，但未曾彻底中断过。在哈贝马斯看来，从古到今共出现过三种公共领域，一种就是古希腊时期的公共领域，这是一种雏形，尚未形成约束力。最重要的是后来的两种公共领域，即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变，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领域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入口。
哈贝马斯分析的重点在于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也不妨由此来考察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首先来看代表型公共领域。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朕即国家”，这是对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最好说明。说明当时最大的公共领域是国家，其代表是，也只能是
每一种公共领域都有其文化机制，古希腊城邦中的公共领域表现为公共竞技，代表型公共领域则出现在节日中。这个节日和古希腊公共竞技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的。这是一种神圣的节日，只有具有神性的人才能光临。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机制是教会。中世纪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是从世俗层面上来看的；从超验层面上讲，中世纪也是一个神学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封建社会和神圣社会是融为一体的。教会不光是一种神圣组织，也是中世纪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王权和神权的合一，则是中世纪国家和社会合一的表现。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之一，教会的作用甚至要远远大于宫庭，而且它还保存了下来，对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
从时间上讲，代表型公共领域在15世纪法国宫廷中达到成熟和极致。从那以后，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是文化，即意大利北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贵族文化。这种贵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推动和催化代表型公共领域转型，主要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带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文主义才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发生变化的真正催化剂，它不仅改造了宫廷，而且对教会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没有人文主义，恐怕就谈不上有现代社会的出现，更谈不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因此，哈贝马斯把人文主义和市场经济、民主运动并列为现代性的三大支柱，是有其充分理由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时特别予以注意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公共领域概念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1)。从这一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和代表型公共领域有所不同：首先是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在代表型公共领域中，公与私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大公即是大私，公与私在
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文化机制。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块文学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所给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在其中占据着中介地位。它不仅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更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度的一个中介。说文学占据中介地位，是指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催发因素和表现因素。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主要有这么几个，即咖啡馆、沙龙和(语言)文学团体。而这三种文化机制可以说没有一种能够离开文学而存在。
沙龙的典型特征是，毫无经济生产能力和政治影响能力的城市贵族和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在其中联手活动，共同讨论所关心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沙龙的出现，打破了宫廷对思想、文学和艺术等的垄断，使得文学艺术由国王的专有品变成了公众的共有物。咖啡馆同样也是一个现代文化机制。据考证，第一家咖啡馆出现在17世纪中叶，到了18世纪初，仅伦敦就已有3000多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常客，其中，作家是核心人物，比如，英国文学史上的众多知名作家当年都是咖啡馆的常客，有一些甚至就是在咖啡馆里出的名。
文学在咖啡馆和沙龙中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标志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取得了合法性。在沙龙和咖啡馆里，知识分子和贵族走到了一起，这也就表明贵族已经走出他们的庄园，进入新兴社会，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沙龙和咖啡馆中围绕着文学和艺术所展开的讨论很快就回转变成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讨论。文学和艺术在咖啡馆和沙龙中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和观念革新很快就会成为社会革命的导火索。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咖啡馆和沙龙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们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但最终还是政治批评中心。正是在批评过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中间力量的市民阶层形成了。
(语言)文学团体当然就更是文学批评中心了。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咖啡馆和沙龙是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机制，而(语言)文学团体则是德国的文化机制。由此固然可以看出德国在当时经济和政治上的相对落后，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处于落后地位，只是德国和其他两国现代化的途径不一样罢了。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首先必须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经济自由化)，通过文化现代化(文化多元化)而实现社会现代化，同样也不失为一条道路，也许还是一条更好的道路。
文学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明确之后，其作用应该说也就很自明了，这就是培养和训练公众，使个体(私人)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所谓公众，实际上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学和艺术的这些受众的出现过程，哈贝马斯分别列举了戏剧、音乐和艺术批评三种文类。就戏剧而言，当宫廷戏和室内戏“公开”之后，戏剧表演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观众。戏剧观众的出现，也是社会革命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剧院才向公众开放；德国的戏剧观众出现的相对要晚一些，具体时间是18世纪60年代。而德国戏剧观众的出现，和英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社会革命的结果，而是文化革命的结果，准确的说，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结果。
音乐的听众较之于文学的读者出现得还要晚一些。直到18世纪末，音乐还未能彻底摆脱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束缚，而沦为一种使用音乐。其社会功能比较单调，主要是用于赞美和歌颂礼拜，愉悦宫廷，衬托节日场面。音乐家一般也都是教堂乐师、宫廷乐师等。作家们早就开始受雇于资助人，而音乐家还要依赖宫庭和教会。最早获得解放的是私人音乐协会，随后不久，公共音乐协会也建立了起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音乐才彻底摆脱王公贵族，而成为市民的接受对象。也就是说，音乐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文化机制也摆脱了其社会表现功能，变成了供市民自由选择和随意爱好的对象。
不仅戏剧、音乐如此，其他艺术种类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化过程。艺术及其批评的机制化，成为了18世纪的一个杰出的标志。“一方面，哲学越来越变成一种批判哲学，文学和艺术只有在文艺批评的语境中遇有可能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2)。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文学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的理解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文艺，特别是文艺批评的中介作用，即作为公众启蒙的中介；二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文化机制的总体性，也就是说，文学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和哲学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之间是一致的，也是一体的。
文化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所发挥的是一种中介作用，但决不是一种工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文学和艺术当作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工具，而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看作是现代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和艺术具有某种自律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和艺术单独构成了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话语。对它们的理解要放到现代性总体话语当中进行，因此，对文学公共领域的理解，无疑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性总体话语，有助于理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和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中介作用，亦即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变的中介。
哈贝马斯认为，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的集中描述，或者说，是公共领域在德国发生现代转型的实录。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威廉和他的表弟分别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个人冲突，而是两个世界的冲突，两个阶级的冲突，当然更是两种公共领域的冲突。
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的信奉者和扞卫者，威廉声称和他的表弟势不两立，要和他表弟所代表的市民生活世界一刀两断。他面对现实生活而感到十分失落，为了弥补自己的空虚，威廉把舞台当作避难所。舞台对于威廉来说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世界，意味着贵族世界和上层社会，意味着代表型公共领域。在致表弟的信中，威廉说过这么一段肺腑之言：“一个平民只能去做事，以最大的辛苦培育他的精神；他尽可如心所愿地去做，但他却失去了个性。至于贵族，因为他与最高贵的人们往来，使自己具有一种高贵的仪表，又因为无论在宫廷里或在军队里他都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所以他就有理由尊重人格，并且让人看见他确实尊重人格”(3)。
在威廉看来，贵族是权威的代表，贵族的权威表现在他那有教养的个性当中。哈贝马斯对这封信的解读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歌德本来是想把传统的公众代表意义再次赋予公共领域里的人物，可是，这种公共领域中的人物的含义在当时已变得模糊起来。贵族也成了一种托词，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封建贵族，而是集中体现在德国古典文学新人文主义中的市民阶级观念。这点从威廉所追求的个性当中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个性属于市民阶级，人格才是贵族所看重的。
威廉告诉他的表弟说他想成为一个公共领域里的人物，到广阔天地里去大干一番。然而，他忘记了一点，他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现实中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贵族，或者说现实社会已经不需要什么贵族。然而，不识时务的威廉以为只要对现实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就可以把自己的正式身份抛开。为了满足自己想成为贵族的野心，威廉找到了舞台作为现实的替代物。然而，此时此刻，戏剧的观众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代表对代表型公共领域已经不感兴趣，这就注定威廉的舞台表演以失败告终。威廉失败的原因，他自己是一点也不清楚的，歌德虽然有所认识，但不够彻底。哈贝马斯把它归纳得言简意赅：“威廉这样做，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显得格格不入，因为此时此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经占据了舞台”。(4)
尽管威廉最终的命运比较具有悲剧色彩，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起码他让我们认识到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认识到文学公共领域在社会变迁上的功能，认识到文学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所具备的革命力量，认识到文学在文化现代性建设中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