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再现媒介的出现，使文学话语分裂成为两套系统：一是仍然流布民间的口语系统，另一则是文化精英垄断的书面语系统。修辞学的诞生使书面语日益精美，从而成为不识字的人群难以理解的话语系统。在再现媒介的前期，文学是分裂的：在民间，大量的民歌、戏剧等利用示现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学样式满足着平民大众追求娱乐和私情交流的欲望；在精英社会中，文学通过再现媒介强力地介入精英的政治生活和哲学思考。这两套话语系统各有自身对文学的期待：对民间话语系统，人们认为文学就是声色娱情的工具；而对精英话语系统，文学则是教化载道的工具。这样，在民间文学系统中，文学话语介入其他文化领域的力量衰弱了，其话语权相对也就弱化了，但是，民间对文学的角色期待也降低了。因此，这个时代的文学身份产生了裂变，社会文化系统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文学身份和两种文学角色的期待。当这两套“身份－期待”系统各自为阵时，文学是安静的；但当这两套系统发生碰撞和冲突时，文学就开始了迷惑和浮躁。
在再现媒介时代的后期，尤其是纸媒的推广和印刷术的进步，使文学的焦虑开始凸现。在这个时代，文学的两套话语系统开始出现和融合的态势：一方面，文化普及成本的降低使更多的人可以掌握书面语，打破了精英对书面语的垄断；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力量是书面语逐渐迎合民间口语，形成了书面文学语言的俗化现象。两套话语系统的融合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对文学角色期待的冲突：一方面，精英们希望文学继续承担济世安民的角色来维持其对文学话语的垄断权；另一方面，民间大众通过商业的力量极力把文学塑造成一个娱情荡志的角色。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之后关于文学功能的大争论，就反映了这种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在20世纪前并没有导致文学的严重焦虑。
角色的紧张是在20世纪真正开始的。当文学被赋予“唤起民众”、“启迪民智”的重大责任时，实际上也超出了被“唤起”的民众对文学传统的角色期待。为了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新的角色期待，文学就对自己开始了革命：先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语言系统，然后是改变自己的叙事风格，最后又开始改造自己的文化范式。当把自己改得面目全非之后，又突然发现，被“唤起”的民众并没有承认文学努力扮演的新角色，所有伟大的政治责任和哲学使命无非是精英们的虚拟，而民众期待着文学的娱情荡志！于是，文学的精神崩溃了，它又企图以解构的方式来安慰自己，一切的崇高、一切的责任、一切的严肃，都统统卸下，不承认自己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文学解构了自己的身份，它的力量、功能，顿时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也正在这个时候，机器媒介开始出现了。本已开始融合的文学话语系统又开始分裂：一套是口语化了的书面话语系统，一套是更加感官化的机器话语系统：幻灯、电影、广播、电视。这种新的感官化话语系统似乎在向原始的读图时代回归：它更加倾向满足个人肉体快感的“充欲”的功能角色。民众发现了新文学：这种新文学通过机器的大量复制和感官满足是那样符合民众对文学的传统期待，他们很快不再指望再现媒介的文学做什么，而把满腔的热情和期望都奉献给了机器媒介的文学。于是，纸媒文学的话语接受范围大大缩小，越来越越与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定不相称——它还沉浸在昔日左右文化浪潮的辉煌之中呢。在电媒文学日益受到追捧的同时，纸媒文学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落，终于，它的话语权仅仅局限于象牙塔里极少数的“文学家”中间，对广大民众而言，它确实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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