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认为，焦虑来源于“角色紧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不能成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感到自己的扮演与社会对其角色的期待有较大距离时，就会导致精神的焦虑。这提示我们引入文学身份和文学角色这两个概念，来分析文学焦虑产生的解构性因素：
1、所谓文学身份，是指文学在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定的文学身份代表着它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被赋予的地位，并由此代表着它应当履行的社会文化职能。
2、所谓文学角色，是指人们对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应当履行的职能和行为的期待。
按照上述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假定：文学身份和其角色期待的吻合程度与其焦虑程度成反比。事实上，文学的身份是通过其职能履行来体现的，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职能履行的量度等同于话语权的大小，那么，上述的假定也可以表述为：文学话语权的大小和其角色期待的吻合程度与其焦虑程度成反比。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学史的简单回顾，来验证一下这个假设。
文学话语权的大小，是通过两个维度来测量的。第一个维度是文学话语的接受广度，也就是说，一个时期的文学拥有越多的读者和关注者，它的话语权就越大，反之亦然。第二个维度是文学话语左右其他领域话语的强度，也就是说，一个时期文学话语对社会文化系统中其他领域的影响越大，它的话语权就越大。反之亦然。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一下历史上文学的话语权与其角色期待之间的关系。
在口头传唱时代，文学话语的接受几乎是“全民”。由于没有文字，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便于记忆的韵文传唱来进行，这是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不会将某些接受群体排除在外。同时，这个时代文学实际上不是独立的，它是所有文化产品的承载者，它的话语也就几乎等同于全部的文化话语，而实际上，当时人们也是这么看待文学的，也期望着文学能够很好地履行文化传承的功能，因为别无选择。很显然，这个时期的文学话语权最大，人们对它的期望值也最大，这个时期的文学没有焦虑。
在书面文学出现后，文学依然拥有话语强权，它被寄予“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角色期待。尽管在这个时代，文学已不再呈现为全民传唱的统一图式，精英文学的话语传播范围也相对缩小；但是，精英却通过自身地位垄断了主流文学（书面文学）的话语权。文学身份与其角色期待之间仍然相对吻合，文学的焦虑和失落感并不明显。
但是，也不能说这个时代完全没有焦虑。从两汉时期“类比俳优”的伤怀，到初唐“文章道弊五百年”的感叹，再到宋人“作文害道”的怀疑，直到清代对文学“真种子”失落的迷茫，文学焦虑的胚胎已然隐隐孕育。是什么力量孕育了这种胚胎呢？通过与口头传唱时代对比，我们自然会发现，这个焦虑孕育的时代，正是文学传播媒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那么，是媒介的变革埋下了文学焦虑的隐忧吗？媒介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对文学施加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