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与华康德( IW acquant) 合着的《反思社会学引论》, 可以视做布迪厄社会科学思想的入门书。在布迪厄看来, 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它首先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 即“一种对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 以及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2）,“想要实现反思性, 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 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3）这就是说, 反思意味着: 用研究者所用的方法来对于研究者本身进行反思—— 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 包括对知识的生产者对于自己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反思。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 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具有反思精神的社会学家必然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 一种“反过来针对自身”、“自觉地自我指涉”的能力。他(她) 清楚地知道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反思性思维是一种自觉的学术研究的必须条件与特定形式, 而且也是知识有效增长的必要前提。在这里, 社会学家的自我是反思性的关键, 因为他(她) 既是反思的主体又是反思的对象。
在布迪厄看来,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自我时, 首先必须要勘定他“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因为他(她) 的研究(即知识生产工作) 必须要受制于这一位置; 其次则是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前者要求分析研究者本人(知识的生产者) 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 后者则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知识场域的界限, 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知识的生产问题。（4）从以上与研究者本人相关的因素来看, 导致社会科学家的“观注点”模糊不清的是三种偏见。第一种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与社会标志(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偏见, 因而也比较容易通过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 第二种是研究者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5）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 在这个场域里, 学者通过他与其他某些对手之间的差异与距离,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关系的方式来确定自己。”(6)就是说, 一个特定的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学术场域中总是处于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知名度、资格、资历等) 并与别人处于竞争性的关系中; 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的偏见, 这种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 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 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7)这是一种以理论逻辑取代、化约或消解实践逻辑的偏见, 一种“深深地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这些预设认为要思考某一行动我们就要从世界和世界中的行动中隐退出来。”这种偏见之所以特别可怕, 就是在于它否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包括各种利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勾连性.(8)在这里, 表现出布迪厄对于这些宏大理论、元理论的怀疑, 因为正是这些理论被用作思想与知识生产的不加反思的自明前设与先在范畴, 遮蔽了知识生产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深刻关联。而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正是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 后者常常像“集体性科学无意识”一样支配着人们的思考, 实际上成了观念与思想生产的“母机”: 有什么样的前设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与知识被生产出来(比如我国的大量文学史知识就是在相同的理论前设中生产出来的, 所以它们都存在着“家族相似性”)。由于这种前设遍布学术场域, 被研究者集体接受, 并且得到学术体制与学术组织(它们同时深刻地体现在客观机制与主观心智机制中) 的合法性支持, 所以对于它的反思也就必然延及整个学术场域与学术体制, 从而这种反思必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反思, 并且反思的有效进行还必须得到体制的支持(即反思性本身被制度化与合法化)。破除集体无意识偏见比之于破除个体无意识偏见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为了破除这些已经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论前设与概念体系,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把它历史化, 即考察它们的具体的历史起源。布迪厄在谈到今天的某些历史学家在采用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考察往昔的社会时, 他们的用法常常是非历史化的, 或是“去历史化的(deh istoricized) ,“他们忘记了, 这些概念和他们所捕捉的那些现实, 本身就是历史建构的产物: 正是他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 实际上发明了这些概念, 许多时候还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历史努力。”(9)这也是反思中的应有之义。这种历史化的方法十分相似于福柯所说的“事件化”(eventalization)。福柯在他晚年的一个题为《方法问题》的访谈中, 把自己的研究方法之一表述为“事件化”。福柯指出:“我用这个词首先是指自明性的破灭, 它意味着在存在乞求于历史永恒化—— 一种把自己施加于所有东西上的透明性(显而易见性) ——的诱惑的地方使独特性彰显出来, 表明事情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是必然的。破除我们的知识与实践建基其上的自明性是事件化的首要的理论——政治功能。”(10)所以, 事件化的主要作用在于打破关于理论的自明性、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神话。福柯认为,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存在着轻视事件而迷恋理论的倾向, 结果, 这样的理论常常脱离了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维度与历史特殊性, 而成为一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普遍必然的东西; 而福柯则强调: 任何所谓普遍必然的理论实际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候、出于特定的目的建构出来的, 因而它必然首先是一个“事件”; 要打破它的所谓“自明性”,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还原为“事件”。事件化还意味着放弃单一的因果论, 实现原因的多元化。此一多因化的过程意味着通过“根据建构一个事实的多重过程来分析这个事件”, 把所分析的事件建构为一个可理解性的多边形或多面体(a polygon or a polyhedron of in2 telligibility)。这个多面体的面相不是事先给定的, 而且也不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的、必然是不完全的渗透而进行操作。这样, 随着分析的进行, 事件化的操作就导向不断增长的多形性。
综上所述, 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是指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知识场域的结构、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 的关系、知识分子或学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思。反思不只是满足于罗列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什么知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 而是追问这些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在什么条件下被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生产出来。具体到本文而言, 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 1. 80 年代各种具体的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什么? 我们将把这些基本理论预设视作生产各种具体知识的“母机”。当人们日复一日地沿用这些前设以后, 它们就会习惯性地变成“自明之理”, 成为类似布迪厄所说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无意识”; 2. 各种知识生产的非知识性因素(权力、经济等) 是什么? 即: 80 年代文艺学美学场域与其他场域, 尤其是政治场域的关系是什么?
我以为, 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引入上述意义上的反思性思维对于更新研究范型、清除阻碍知识增长的各种因素是极为重要的, 尽管这样做有时不免会使业内知识分子觉得不舒服。正如华康德指出的:“人们一想起社会学反思性, 就会浑身不自在, 因为它代表了对个(体) 性的神圣观的正面抨击而且这种反思性特别构成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克里斯玛式的自我观念的正面攻击, 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看作不受(社会因素) 限定的、自由漂移的、并且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对于布迪厄来说, 恰是反思性揭示了社会处于个人的核心, 人际关系隐藏在亲昵行为之下, 普遍性深埋在最特殊的现象之中, 从而使我们能摆脱这种带有欺骗性的错觉。”(11)这番话对中国知识界同样适用。在80、90 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曼海姆的“漂流知识分子”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 而对习惯于把自己视做超越、自主、独立, 因而也是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来讲, 反思(尤其如果引入知识分子深以为耻的利益观念) 的确令人不快甚至难堪, 似乎有点“挖老底”的味道, 并可能由难堪而愤怒。但是, 对于社会科学进行反思性思考的目的并不是要揭什么人的“老底”或简单暴露知识分子的什么“利益驱动”, 更不是鼓励“自恋症和唯我主义”, 相反,“它邀请或导引知识分子去认识某些支配了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 而且它也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 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 同时, 这种观念旨在强化那些支撑新的研究技艺的认识论基础。”(12)也就是说, 反思的目的在于让知识的生产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包括来自自身的与来自外界的) , 认识到限制着知识生产、阻碍知识增长的各种主客观的局限, 从而有可能超越、克服这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