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谱系上看, 80 年代的美学与文艺学话语的基本理论预设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13)关于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含义, 我主要参考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谈到科学与叙事这两大知识系统的关系时, 利奥塔指出:“只要科学不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 只要它还寻求真理, 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做哲学。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 我们便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例如在理性精神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观点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一叙事中, 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 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我们可以通过此例看出, 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 这将使我们对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是否具备有效性产生疑问: 这些体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义同真理一样, 也在依靠大叙事。”(14)利奥塔所概括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历史是向一个终极目的与理想终点的线性发展)、自由解放、普遍主体等都是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基本预设或所谓“宏大话语”(元话语) ; 而后现代, 在利奥塔看来就是对这些元话语的怀疑与消解。
在此书的第九章“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中, 利奥塔又将这种合法化元叙事分为两大“版本”: 偏重政治的法国自由解放叙事与偏重哲学的德国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前者的主体是“人民”。“人民”这个普遍主体既是政权合法化的主体, 当然也是知识合法化的主体。在这个所谓“自由的叙事”中, 国家的合法化不是来自国家本身, 而是来自人民,“每当国家直接负责培养‘人民’并使其走上进步之路时, 我们都能看到国家求助于自由的叙事。”(15)另一个合法化叙事—— 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 则把思辨精神当作知识的主体, 这种合法化语言游戏“不是国家政治性质的, 而是哲学性质的”, 它“通过一个理性的元叙事,像连接精神生成中的各个时刻一样把分散的知识相互连接起来, 精神有一个普遍的‘历史’, 精神是‘生命’, 这个‘生命’自我展现自我表达, 它采用的方法是把自己在经验科学中的所有形式排列成有序的知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全书讲述的就是这个主体—— 生命的‘历史’。”(16)这种主体的“生命”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生命”。
上述概括的启蒙主义现代性在80 年代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中无疑占有支配地位, 而且它的两个版本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是相互支持的, 并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西化思潮遥相呼应。其中有三个主导性美学文艺学话语(也是与启蒙主义现代性联系最为紧密的) 必须特别提出来讨论。
一是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在关于文学的主体性以及美与自由关系的讨论中, 这种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思想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几乎是当时的相关文章中出现得最多的术语, 且这三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自由创造性, 而人道主义则是对于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肯定) , 而其典型的代表是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7)在此文的提要中, 作者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文艺创作强调人的主体性, 包括两个基本内涵: 一是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 把人看作人; 二是要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 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 自主性的实现“表现为把爱推向整个人间的人道精神”,“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精神”(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里无疑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其对立面是“神本主义”与“物本主义”) 的气息, 而且这种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是被当作自明之理加以设定的, 用刘再复的话说,“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几乎是不待论证的”。
值得指出的是, 相比于90 年代的自由主义, 80年代的自由解放话语更侧重在精神层面与心理层面, 强调主观世界以及思想的绝对自由而不是自由所需的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包括刘再复在内的、活跃于当时文艺界的理论家热衷于区分所谓“外宇宙”与“内宇宙”并赋予后者以突出的强调以及无可质疑的优先性。相应地,80 年代的“主体性”言说也更强调所谓“精神主体性”, 认为它是比“实践主体性更为深邃与根本的东西”(刘再复语)。刘再复对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进行了“深化”, 而所谓“深化”也就是使“主体性”的内涵向主观与精神方向倾斜, 这是主体性“向内宇宙的延伸”, 它“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 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作家的主体意识, 首先是作家的超越意识所造成的内在自由意识”,“作家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 其结果就获得一种内心的大自由因此, 只有超越, 才能自由。这种自由是作家精神主体性的深刻内涵。”(18)而且依刘再复看来, 如果不突出这一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就会被鼓吹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者所盗用, 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很明显, 这样一套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话语根本上说是来自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思想, 而且把德国传统思辨哲学的精神主体性与法国传统的自由解放焊接在一起。
第二个主导话语是对于审美与艺术活动场域,以及美学、文艺学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对于文艺与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的突出强调, 对于工具论美学与文艺学的激烈批判。文学研究的所谓“向内转”是这一理论话语的集中概括。刘再复在他那篇广有影响的文章《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指出, 中国文艺学研究在80 年代初期的出现深刻“转机”,首要一条即是所谓“研究重心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向内转”的第一层含义是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的自身领域:“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 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文学内部, 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 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 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 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9刘再复的文章引起了评论家和作家的一致共鸣。(20但是, 与这层含义紧密相关,“向内转”还有另一层含义, 即从物质世界(“外宇宙”) 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21）可见, 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诉求是与人的主体性与自由解放诉求内在勾连的, 审美与艺术活动的自由几乎被直接等同于主体心灵的自由, 而主体心灵的自由即是当时人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自主性诉求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思想之间的关联, 特别是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思想的关联; 同时它也与当时的现代化社会变迁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 是后者的一个面相。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 知识的分化与独立, 包括美学与艺术学科的分化与独立, 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面相。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的“启蒙的设计”部分指出: 18 世纪以来, 宗教与形而上学结合为一的总体性世界观, 分化为科学(涉及真理)、道德(涉及正义) 与艺术(涉及美) , 也就是说自18 世纪以来, 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 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那时它们被人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设立起来”,“18 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已经自律的艺术的努力。”（22）可见知识的这种分化以及相关的社会分化正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规划的重要方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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