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是革命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这两种文学用政治意识形态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回归文学的本质，用最质朴的语言描述40年代中国乡村的风貌。革命文化是阶级斗争的隐形武器，带有很浓郁的反对地主阶级的思想，纵观革命文学中乡俗情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批判乡俗文化，二是反抗乡俗对人性的压迫，三是进行乡俗革命。

　　革命作家通常都认为乡俗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用乡俗的表象掩盖实际上的剥削事实，从而缓和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茅盾在《春蚕》中描绘了老通宝等一年到头辛苦养蚕的乡民，他们严格恪守农时，避免冲撞到各种风俗和禁忌。在收蚕阶段，老通宝把提前准备好的香烛供在灶神的面前，进行了一个隆重又庄严的仪式。但无论怎么努力，他们的丰收成果都会被地主阶级剥削掉，自身悲惨又贫穷的命运始终无法被改写。革命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将乡俗看成一种民间文化现象，而给乡俗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3]。

　　在第二类乡俗叙述的文学中，作家一般都会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农民受到乡俗之后的反抗。有妻子对丈夫的反抗，儿女父亲的反抗，乡民对地主的反抗，表现了作者对冲破阶级的渴求，希望原有的封建秩序被毁灭被重塑。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妻子为了摆脱丈夫对自己的压迫，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摆脱了夫权对自己的制约和束缚，她不用再看丈夫的眼色行事，而且在革命中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使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健全。这类文学中的代表作是洪琛的话剧《五奎桥》，作品生动刻画了乡绅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在革命的领导下反抗了乡绅对自己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下反对了风水传统这种学说，同时批判了乡绅阶级存在的意义。 　　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擅长进行刻画农村新风貌的作家，《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时期中国底层农村的变化[4]。韦君宜的《龙》将自然界的现象和政治人物结合在一起，破除了封建迷信，并将它转化成了政治信仰，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不仅可以将革命的信念传播给广大群众，而且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新旧风俗之间的矛盾无法在一朝一夕间解决，民主就成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缓和矛盾的方式，无论哪种文学都不能完全将某种乡俗从中国人民的心中剔除掉，这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的隐性文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