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是将启蒙主义的曙光带到中国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启蒙文学的道路，将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乡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论的罪名。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乡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乡俗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礼教则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实际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补关系。但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忽略了“礼教”中的积极部分，全盘否定，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礼教的风俗硬塞给礼教，比如民间流行的“典妻”和“节烈”，这种陋习原本就是“礼教”所反对的[1]。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的“礼教”应该是“庸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辛辣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礼教对人民的迫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多作家都纷纷走上批判礼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记》就成了乡俗叙事批评“礼教”的开端。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这种封建糟粕，三是野蛮的身体冲突和斗争等民间陋习。
首先是鬼神迷信，这种迷信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现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对鬼神抱有迷信心态。中国历来是一个没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开化的落后地区，鬼神的传说越多。人们极尽想象力描述鬼神的生活、地狱的形态，对死后世界的兴趣远比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不能仅仅归结于人民的愚昧，因为封建社会的重压使人民在苟延残喘之际将最后的期望托付给了不存在的阴间地狱。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述了小镇的扎彩铺里有各种各样的纸人儿、纸马车和纸房子，还有做成元宝形状的纸钱，人们会把这些东西烧在逝去的亲人的坟前，意味着他们在阴间也有钱可花、有房可住。可笑的是这种幻想竟让穷人觉得阴间的生活比人间还幸福，活着还不及死人一半幸福[2]。小说中对于东北小镇的细致描写，刻画了战乱时期最底层人民痛苦又挣扎的生活，将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画卷生动地展现给后人。
“典妻”制度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最恶劣的摧残，将女性物化为可供交换的商品，这种行径使文人为之嗤之以鼻，因此他们用浓重的笔墨批判这种畸形的婚恋制度。台静农在《蚯蚓们》和《负伤者》中对民间的典妻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同时彰显了小人物时代背景下的无能为力，二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让人民可以从多角度对当时社会有全面的认识。
民智未开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中经常有野蛮的斗殴现象发生。《惨雾》描写了两个村庄为了土地的划分问题，几代人之间都进行了舞枪弄棒式的斗争，双方斗殴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各个村庄都弥漫着血腥的气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争土抢地而展开的。以上这三种类型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民间最底层的庸俗文化，但是仅凭这寥寥几笔就推断出“礼教吃人”的说法是完全不严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两面性。乡俗本是一个中性词语，不能完全否定它存在的意义，因为乡俗中的很多文化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如果随意地就给它扣上“落后”“愚昧”的大帽子，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1934年又进行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主题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重建中国新乡村的信心高涨，创造新文化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圈，知识分子又回到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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